國家領導的藝術
[ 2003-04-05, 李登輝 ]
陳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學員： 貴校開課第一天，就請本人來講課，覺得非常光榮。
本年三月六日陳師孟校長，帶游盈隆副校長與邵立中秘書光臨敝舍，邀請本人到貴校授課，課目為「國家領導的藝術」，同時轉達陳總統也希望我來講課的訊息，我實在不敢當，在盛情邀請下，我只好接受，感謝陳總統、陳校長的好意。
陳校長回去後，我對這個題目「國家領導的藝術」做各種的思考，但想來想去，都覺得很困難表達出來，特別是「領導的藝術」，這一句話對本人實在有點陌生。本人在擔任總統的十二年期間，有一些心得，但無法以藝術的高級思考來討論一切行為。萬一我講課時，有文不對題的情形，請各位學員原諒。
古今東西都有很多不同的帝王學、領導學的書籍。例如中國唐代的貞觀政要、資治通鑑，義大利的馬基維利君主論，現代有維巴的「為職業的政治」，日本政治家之導師安岡正篤所著的「政治家與實踐哲學」，尼克森所寫「指導者的條件」等等，都是訓示為政者應如何來領導國家的好著作。 在這些文獻中，所提到有關國家領導的各種權謀霸術，都有不同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描述，是否適合於現代的民主社會，或台灣社會，實在存有疑問。但有三點確實有其普遍性的意義存在：第一、領導者的條件；第二、國家領導上的組織問題；第三、國政遂行上的判斷。這些都是古今東西的真理，所以我要以上述三項為範籌，說明我個人的經驗。
第一、 領導者的條件
領導者所應具備的特質條件，雖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登輝認為身為領導者應具備以下五項條件：
一、有信仰才能了解內心脆弱 我當總統的時候，曾和內人、媳婦、孫女一起爬觀音山，很辛苦的爬了大約一公里左右的陡坡才登上山頂。山頂非常狹窄，四方都是陡峭的懸崖。實際登上山頂一看，光是站著不動，就覺得自己是站在極度危險的地方，整個人陷入一種不寒而慄的恐懼中。當然，在那種地方除了自己之外，根本求助無門。中國歷代的皇帝，稱自己為寡人。做總統就是站在觀音山上的情形，就是自己一個人。在那個時候，能給我精神和勇氣的，也只有我們信奉的神了。什麼樣的神都無所謂，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信奉耶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只要去求他們心中的神就可以了。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充分了解自我信念的脆弱和內心的脆弱才行。而為了了解這些，一定要有信仰。不過，我也不想把神和政治結合在一起，我個人只是因為想求得精神的安寧才信仰神。要貫徹自己的倫理觀，好好發揮就必須有宗教信仰。就像是要下決心時，就必須看清如何超越自我。不斷正視超越自我存在的事物。這種意識讓自我充分發揮時，也是非常重要的。 領導者常會受到打擊，也有好多辛酸事，所以堅強的信仰是必要的。我的經驗，在政治中，信仰是唯一的幫助。
二、為國著想，不惜放棄權力 我的政治信條，就是「天下為公」，所謂公，就是指國家。二○○○年三月的總統大戰，我之所以沒有出馬競選，主要是考慮到要趕緊讓民主在台灣紮根，這是當務之急，一切都是為台灣著想。這麼做也可以對海內外展現出台灣真正實施了民主。對於遭受國際社會排擠，備受中國武力威嚇的台灣來說，這是最漂亮的一記再見全壘打。政權和平轉移可說是空前的創舉，不僅是在台灣，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頭一遭。而且政權是移交到與國民黨對立的民進黨手中，我之所以沒有再出馬競選，那是因為我考慮到國家，而不是只考慮一黨之轉。身為政治家，要有那種為了國家，隨時都可以放棄權力的覺悟。我在一九九四年與司馬遼太郎先生對談時，他曾對我說「李先生，為了您著想，最好不要出馬參選下一任總統了。」可是在「台灣紀行」一書中，也登場的蔡焜燦先生則對司馬先生說：「不能這麼說，現在的台灣正需要李登輝再做一任，等到確實鞏固了民主之後，他想辭再辭比較好」。我想司馬先生是為了我著想，甚於袒護我的那份友誼，才做那樣的建言。或許，他覺得像我這樣的學者，留在政界本身就很不可思議。司馬先生很清楚，如果我出馬競選，就不得不陷入政治那種無法對外人言的層面。但是，後來我沒接受司馬先生的好意，參選一九九六年三月首度人民直接選舉的總統大選。 我之所以這麼做，還是想到如果讓台灣的民主化更上一層樓的，就不得不再當一任。雖然守節很重要，但是我對人民有使命，只要能完成這使命，以後就可卸下不管了。後來我之所以沒有參加二○○○年的總統大選，主要也與這點有關。 司馬先生也曾經說過，權力不是每一個個人被賦予的力量，而是從制度所衍生的客觀力量。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能從中去取出來運用，要做事就必須要有權力。但是一定要有覺悟，隨時都能放棄才行，也就是說，權力是借來的身外之物。我個人覺得，一味的執著於權力的政治家是不聰明的。
三、不流於私情，快刀斬亂麻 談到部屬的一些問題，在選舉的時候支持我們的人，在當選後我們當然要報答他們，但是一定做得適可而止，不可過度。選舉是選舉，國政是國政，這完全是兩碼事。選舉結束後，不應該繼續對那些人亂下指示，或仰賴他們過多。該切斷關係的就應該切斷，要快刀斬亂麻才可。我在就任總統之前，當過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等職務，其間有位輔佐我的秘書。他在各方面都很優秀，文筆也很好，對我非常有助益。可是自從我就任副總統以後，他有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結果我把他革職了。最主要的原因，他冒犯了攸關國家的問題。對他，我雖然有幾分情，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另一件事，就是我連我父親的友人幾乎都不碰面。我父親曾當過縣議員，和地方上的關係非常密切，但是我告訴過父親，千萬不要向我推薦任何人。事實上，很多人都透過我父親來拜訪我，想關說一些交易或工程。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告訴父親說：「我了解您當議員期間，得到很多人的幫忙，不過我絕對不會接受那些人的請託，希望您不要介紹任何人給我了」。我父親聽了以後，就從來沒有發生過那種事了。家父過世之前，我曾發自內心的感謝他，對他說：「謝謝您，從那天晚上以後就沒有介紹什麼人來，讓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做我該做的事。這幫了我很大的忙，真的感謝您」。 很多人都以為當上了政治家，就不得不耍些骯髒的手段，政治家為了實踐自己的政策就需要權力，需要奧援，需要錢，為了掌握這些，就有可能會被捲入各種利益糾葛之中。即使有人起初對自己的國家忠誠，但是一旦踏進政治的大染缸，在過程中都很容易變質。在周圍的人都冷眼以對的情況下，政治家要一邊喝污泥一邊吐污泥，想潔身自愛做事，實在是比登天還難，但是還是要堅守原則，努力去做。 以上所說、所做的事會被批評為「不懂人情」，我也因為這類的事情，遭到很多人的責難。不過，如果不採取嚴正的姿態，恐怕自己也無法推動理想的政治。
四、以堅強意志扮黑臉 就在二○○○年政權轉移的時候，媒體報導內人帶著五十四箱美金，共八千五百萬元的錢逃到國外。對於這件事，我的處理態度就非常堅定。我已經卸下政權，我想這會是最後一次，因此我非討個公道不可，所以就向法院提出告訴，因為那根本是胡扯嘛。像那樣的抹黑事，平常我都不以為意，可是這次連內人都被牽扯出來，我一定要提出告訴。這個案子已經判對方有罪。像這類的問題層出不窮啦。十二年的總統任內，以及現在都有這種情形。 我本來對於這些方面就很注意的，我甚至還告訴我父親千萬別帶人來向我關說，我根本不會做貪贓枉法的事，即使是我的財產也都不是用我的名義登記的。我家鄉下的土地，我也都付了贈與稅登記在孫女的名下，大溪與台北的房子全都不是我的財產，我每個月所收到的薪水雖然是我的名義領的，可是我全數都交給內人管理。所以，我沒有房子、沒有股票，從以前就是這樣，也因為這樣，我做起事來比較好做。 有時有人想來賄賂，可是我絕對不會接受。實際上想賄賂我的人，尤其是地方與立委選舉的時候，捧著錢來的人不少。可是，我都會說「這種事會讓我為難」，要他們都帶回去。在日本政治圈中有派閥，可是國民黨沒有派閥，所以這點還滿好處理的。或許因為我身處富有的國民黨，所以就從政者而言，在金錢方面不用擔心，十分有利。黨員出馬競選的時候，我也不需要煩惱資金的籌措問題。我並沒有直接去碰觸錢的問題，不管誰要參選縣市長或立委等等，分配選舉資金的事，都不要由我來決定與管理。如果我太清楚黨要資助某個參選人多少費用的話，或許我會問「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差別」等等，問題也會層出不窮，所以我不想去干預這些事。我本身參選的時候，也不碰任何錢的事，一切都交由選舉總幹事，財務負責人來負責。所以我沒發生任何與金錢有關的問題。 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所謂的「推土機」，具體來說，一個縣的縣長選舉如果有多位候選人要參選的話，我就要擔任協調的角色，去告訴對方，「你這次先不要出來選」、「先給這個人選」、「你選別種選舉吧」、「彼此合作才有利」等等，使出渾身解數去說服那些參選人。這就是我的主要任務，也就是扮「黑臉」囉。但一定要有人去扮演這個角色才行，黨要公推誰出馬競選，有好幾次安排得很失敗，主要的是負責人不願扮黑臉得罪人。
五、加利斯麼（Charisma）與聲望（Popularity） 前述四點，都談有關指導者的倫理上的規範與理解的問題。但領導者得到人民壓倒性的支持而掌權，但也要想也有由人民放棄的最惡時機。馬基維利君主論說過「以民眾為基礎的人，好像把政治的基礎建立在泥砂上面一樣」是非常危險。唐太宗的功臣魏徵也曾經說過「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論王朝、帝國、共和國和民主國家之不同，這可能是共同的認識。所以，領導者對國家與國民的忠誠心，處處應有謙卑的態度。 加利斯麼對領導者與政治家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概念。有加利斯麼的領導者有超人的而且非日常的素質，能魅了大眾而博得熱狂的支持。加利斯麼的領導者為動員大眾，不需要習慣上的手續與合理判斷的方式，所以能迅速對付危機情況。在這一點，加利斯麼的領導者，不用很多的智慧，但有創造秩序的感情。歷史上很多的英雄、領導者都有這種煽動性的行動與能力，解決了許多政治問題。加利斯麼的指導者是無法維持長期的政治生命。加利斯麼的力量是人民的感情，是一種幻想。人民的希望無法得到的時候，幻想很快的散去。大眾的幻想，是領導者的加利斯麼的能力以外，還有媒體的影響。偶像倒了以後的領導者、政治家，非常容易由大眾唾棄的。 領導者，不要喜歡運用「權術」來統御政府官員，操控人民，利用媒體製造加利斯麼的力量與提高聲望。
第二、 國家領導上的組織問題
領導作為的終極目標，是在藉由此作為，促成團體內部人員的凝聚力，達成組織所設定的目標。因此，領導作為在組織中展現在領導者本身的領導方式及激發組織的動力，使團體成員達成組織目標。以下分兩方面來說明：
一、誠：組織的原動力 我個人認為，現代的領導理論中，「權變理論」強調領導者要隨組織的特性和部屬的特質，調整領導方式，這一點是對的。但有些人過分強調權術、權謀的運用，這就走火入魔了，也不合時宜。 我們必須體認，威權的時代過去了。現在，已經進入民主、自由的社會。民眾的知識水準提高了，個人的自由意識覺醒了，選擇權也增大了。在一般組織中，員工對老闆不滿意，可以選擇跳槽。人民對總統、民選首長不滿意，也可以用選票表達。因此，現代的領導，不能再靠權勢威逼部屬，也不能再以權謀操控人心。同時，現代社會的分工愈來愈精細，相互之間的依賴也相對提高。一個領導者必須整合組織成員，結合集體智慧，並且激發成員的熱情，才能有效率地達成組織的目標。 一個領導者要網羅人才，要留住人才，又要激發他們的熱情，鼓勵他們貢獻智慧，既不能像過去的時代，用威權，用權謀。那要用什麼呢？本人認為，領導的秘訣是不假外求的，也就是領導者本身的修養。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誠」。「真誠」的「誠」，這個字代表的意涵，可分兩個層次來說。基本上，一個領導者，要真心愛自己的組織，愛自己的同仁，熱愛自己的工作。真誠對待，才能贏得忠誠回應。威逼、權謀都只能維持一時，不會贏得永遠的忠誠。更上一層來說，領導者要給自己訂一個更高的標準，不僅要愛自己的組織，更要為自己的組織設定更高的理想、更高的目標，並以生命去打拼，以熱力去追求這個理想、這個目標。一般組織的領導者應該如此，一個國家領導人更應該如此。當你用生命在為組織的理想和目標打拼時，自然就會散發出感人的熱力，激發同仁的熱情，不需要用威權，也不需要用權謀。一個國家領導人，真心熱愛這個國家，全心全力為國家的生存發展，為百姓的生活福祉打拼，人民是感受得到的。 現在，選舉到了。大家又開始口口聲聲愛台灣，自稱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台灣人。但是，一遇到中共打壓，有的人就噤若寒蟬，不敢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甚至呼應對岸，大罵自己的政府，來討好對方。這就是權謀。權謀可能騙得了一時，騙取一些「憨百姓」的選票，但終究逃不過聰明選民的眼睛，早晚會被「看破腳手」。
二、願景：組織的奮鬥方向 一個領導者對自己要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自我要求、自我期許，擁抱更高的理想與目標，同時，也要為組織勾畫未來發展的目標與藍圖。當然，這幅藍圖不是全由領導者獨自描繪，必須擴大組織成員的參與。藍圖打造出來，更要與全體組織成員共同分享。如此才能引起同仁的共鳴，激發大家的熱情，共同追求這個理想目標。這就是現代領導理論中，所謂的「願景領導」（Visionary Leadership）。
願景，是組織的發展方向，組織的未來理想；更重要的是，當領導者提出的願景，一旦形成共識，成為大家的共同願景，就會轉化成鞭策的力量，促使每一個人向理想目標努力邁進。所以，本人認為願景是組織動力的主要源頭。 就國家領導而言，擘劃國家發展藍圖，宣示國家發展願景，是領導人和他的執政團隊的職責。但是，國家願景要形成共識，並不像一般組織那麼容易。在民主國家，總統競選都會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揭示國家發展願景，並且打出簡潔有力的響亮口號，以爭取選民的支持。美國羅斯福總統在經濟大恐慌時代，打出「推行新政」的口號競選。當選後，又藉「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s）推銷他的治國理念、施政計畫，引導民眾，凝聚共識，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 本人在執政期間，一直不斷在思考的問題，就是：應該把國家帶到什麼方向？身為台灣人的總統，對台灣的歷史有特別深刻的體認，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有特別沈重的責任感。
本人深切地體認，台灣長期遭受外來政權的統治，一直未能建立主體性的意識。這是台灣最根本、最沈重的問題。今天，台灣被排擠在聯合國之外，許多國家不承認我們的主權獨立，這是相當悲哀的事情。這固然是受到中共打壓的結果。但是，更悲哀的是，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人民之中，卻有不少像過去的統治者一樣，仍然抱持著過客的心態，依舊心向著自己的祖國，到現在還不願承認，或不敢自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試問，一個內部沒有共識，人民沒有國家主體意識的國家，國際社會如何承認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呢？ 至於台灣未來的發展，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不是現在大家最關心的經濟問題。台灣人有腦筋，肯打拼，教育水準高，人才豐沛，雖然一時受國際經濟景氣與大陸磁吸效應的影響，但很快就會找到生存發展之道。本人最關心的是我們能不能提升民主素養、法治精神，以及其他現代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素養？這是建構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礎工程。國人很值得驕傲的是，在短短的十幾年間，我們能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動世人稱道的「寧靜革命」，揚棄威權體制，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與社會體制。但是，距離一個真正理想的民主社會，還有一段相當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因國人這些基本素養不足所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政治、社會亂象，也是這個緣故所造成的。唯有提升國人這些基本素養，才能提升我們民主政治的境界，才能提供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一個良好的大環境。
因此，本人在民選總統任內，提出「生命共同體」、「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新台灣人」等號召，同時也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司法改革」及「心靈改革」等改造工程。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根本解決台灣的基本問題，邁向「建構一個精神文化與物質文明均衡發展的現代社會」的願景。但是很遺憾的，我們的社會存在太大的意識衝突，未能形成共識；同時這期間國民黨所謂的中生代也陷入了「卡位」之爭，未能全力推動、落實這些改革工程。在意識型態對立、衝突的社會中，要在短期間獲得改革成效是很困難的。目前，陳總統主政，大家都看得出來，他也有心要推動改革，但在政權移轉之後，又加了一項政黨惡鬥，改革腳步的艱難是可以預見的。 第三、國政遂行上的判斷 領導者提出願景之後，接下來就是實踐的問題，行動的問題。學者、專家提供了許多實踐策略和行動要領。
今天，本人除了要特別強調領導者本身貫徹的決心和堅持的意志的重要性之外，只能提出「用人智慧」和「行事果斷」兩項，來跟大家分享。
一、用人的智慧 聰明的領導者，不是靠自己的頭腦，而是運用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來完成組織目標，實踐理想。今天，我們談國家領導，總統也是要靠執政團隊，共同規劃國家發展藍圖，協力推動各階段的施政計畫，才能實現願景。但在今天這種知識爆炸，專業分工的時代，只靠執政團隊，還是不夠的。先進國家的領袖都相當倚重政府或民間的「智庫」，大型企業也聘請許多專業顧問。但關鍵在如何讓自己的團隊和顧問群之間密切合作，相輔相成，不要造成彼此之間的隔閡、猜忌，甚至衝突而抵銷力量。這對領導人而言，一直是個難題，也是一項對領導者用人智慧的考驗。 我在處理兩岸問題時，曾嘗試採用類似「創意小組」（synectics）方式，將政府相關部門的首長、主管組成一個小組，延攬民間與學術界的學者、專家組成一個小組，進行長期的合作研究。因為，兩岸問題牽涉政治、法律、財經、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有制度面，也有實務面，相當複雜，需要各領域的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也需要彼此交換意見，互補長短，提出的建議才會周延。這兩個小組長期共同研究，建立了親密的感情，減少彼此的隔閡；也建立了合作的默契，增強互補的作用。當政策擬議之後，又由國安會秘書長負責的專案小組，進行溝通協調作成決策，同時讓相關部門都能充分了解決策內容、各單位扮演的角色和發言的尺度。當時，這套處理模式，進行的相當順利，算是成功的案例。
二、果斷行事 作為一個領導人，果斷行事是非常重要的。判斷，有幕僚、有智囊幫忙做決策分析，作正確的判斷，還屬容易。但是，作最後的抉擇，就要由領導人獨自決定。決定錯誤，則產生失敗結果；決定正確，則產生成功結果。因為很多重大決策，屬於前瞻性的，其他的人不像領導者有充分的幕僚支援，對真相無法了解透澈，其他的人也未必像領導者統觀全局，以個別立場或角度來看問題，難免有曲解或誤解。其他的人也不必像領導者，需要高瞻遠矚，為組織的長遠發展而設想，為了顧及眼前的利益，對長遠的決策未必滿意。這些都可能轉變成反彈的聲音，帶給領導相當大的壓力。這時，領導者為了組織發展，就必須展現道德勇氣與果斷力。
在這裡，登輝想就在職期間，幾件比較特殊而重要決定的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一）、登輝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之後，有感於外交困境的必須突破，設法拋棄「漢賊不兩立」的僵硬作法，積極採取「務實外交」策略。一九八九年三月前往新加坡訪問，因非邦交國，不能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前往訪問。只能以「台灣總統」身份前往訪問。為了突破外交困境，我選擇了後者身份前往訪問。當年雖然受到部分人士的批評，但是我認為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二）、一九九○年七月為了開展國家建設新局，召開「國是會議」，有關海外異議人士是否參加的問題，遭到部份人士反對，但我獨排眾議，認為應該讓異議人士共同參與，才能夠凝聚國家發展可長可久共識。
（三）、一九九二年研議有關憲法修訂，總統選舉究竟要採用公民直接或是委任直選問題。在國民黨內部主張委任直選的大有人在，我則堅絕主張公民直選。雖然受到黨內反對人士的圍剿，但是我始終不動搖。終於在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修憲時，無異議通過公民直選案。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開始實施。沒有當時的堅絕主張，恐怕就沒有今天台灣民主的成就。
（四）、一九九六年九月本人作出「戒急用忍」的決策，也是兩岸研究小組經過審慎的研究、評估，才提出的建議。當時，早就預料一定會招致統派學者、媒體和若干生意人的強力反彈與撻伐。但若屈服在壓力之下，不作出果斷的決定。試想，台灣的產業和經濟，若當時毫不設防，經過大陸磁吸效應的衝擊，今天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五）、一九九九年七月登輝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明確說明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確定台灣的國家定位。為什麼選擇在這一天發表，因為汪道涵先生將來台訪問，中共也計畫在十月一日發表重要談話，所以決定先行出手擊破對方陰謀，不然可能出現不利台灣的局面。
（六）、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距離我卸任總統還有八個月的時候，發生了那樣的大地震，我覺悟到這是我生涯中，非常艱苦的一仗，是神給我的大考驗。 地震是在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發生，一兩個鐘頭之後，我已經對軍隊發出動員的命令。上午六點左右，那個部隊，該做什麼事都已經分配好了，我在上午九點多到達南投的時候，救援工作早已展開。 當時，我帶參謀總長去災區，就有人批評不合體制，也有人認為巡視災區是作秀，防礙救災。其實，我不是去巡視，我是去救災！我很了解，遇到這種重大天災，要立即採取危機處理的應變措施。這種救災、救難的工作，非靠國軍動員官兵弟兄，全力搶救不可。要靠平時坐辦公桌，從未見過災難場面公務員去處理，那是為難他們。因此，我到災區，總是帶兩個人，一個就是參謀總長，一個就是總統府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到了災區，一見到需要什麼支援，需要加強什麼救援行動，國軍的動員直接就由在旁的參謀總長下達命令，行政的協調就由秘書長去處理。當時，如果我在乎媒體的批評，就不去災區，不帶參謀總長，整個搶救工作就會延宕下來。 地震發生之後，我還得注意災民自殺的問題，因為就連救援的士兵和公務員都有人自殺。 軍隊當中，有人對於重建和救援工作做得不順利深感自責，結果也喝農藥自殺。另外，判斷受災房屋是全倒或半倒、哪一位死亡或受傷時，也讓公務員增加了許多額外的負擔。 因為受損的程度攸關補償金的多寡，所以受災戶會對公務員做很多要求，例如實際房屋只有半倒，但卻硬是要求說「請把我的房子列為全倒」。有的公務員因此深感苦惱而自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應付媒體。當時，報紙趁著這場震災，寫了很多政府的壞話，專門報導一些誤導民眾的言論。尤其是電視台，更是不可原諒。有電視台跑到災區去做現場轉播的討論性節目，然後報導說政府都沒在做事。 因為媒體是這種狀況，所以我召集災區二十一個鄉鎮的首長、受損大樓的管理委員會人員，以及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等，告訴他們重建和救援的工作已經進展到什麼情形。其次，我也下令由政府主動發行「青年日報快報」，後來改為「重建快報」，詳細記載政府下了什麼樣的命令、發布了什麼政策、做了什麼事等，以免災民感到困惑。結果效果很不錯。
今天，我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你們將來都是國家社會優秀的領導人才。聽了這些故事以後，大致可能已經體會出來，作為一個領導人，可以展現抱負、實現理想，可以為國家、社會和民眾多做一點事。但也要承受比別人更多的壓力，忍受比別人更多的孤寂。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