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第一天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第一場主題:當前區域發展的困境與未來發展(2013年11月2日)第一子題:當前國土規劃與行政區劃的檢討與改進主持人:施能傑(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報告人:楊重信(文化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與談人:黃萬翔(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與談人:華昌宜(台灣大學城鄉所榮譽教授)第二子題:區域均衡的政策規劃主持人:彭百顯(前南投縣政府縣長)報告人:陳朝建(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與談人:楊龍士(逢甲大學資深副校長)與談人:林欽榮(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第三子題:跨域治理與區域合作主持人:張景森(前經建會副主任委員)報告人:劉曜華(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系副教授)與談人:張金鶚(台北市政府副市長)與談人:許志堅(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十二月 25th, 2013|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第二天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第二場主題: 地方分權與治理(2013年11月9日)第一子題:去中央集權的地方分權改革主持人:林佳龍(台灣智庫董事長)報告人:羅承宗(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所助理教授)與談人:林美珠(嘉義縣政府副縣長)與談人:劉建忻(台南市政府副秘書長)第二子題:以財政自主落實地方分權主持人:曹添旺(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報告人:陳錦稷(青平台基金會副執行長)與談人:許玉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處長)與談人:蘇建榮(台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院長)第三子題:地方治理與自治主持人:許志雄(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報告人:陳耀祥(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與談人:李坤城(新北市議員)與談人:蔡宜呈(前雲林縣新聞局局長)

十二月 25th, 2013|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第三天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第三場主題:地方經濟開發與產業發展(2013年11月16日)第一子題:地方的綜合發展規劃主持人:陳博志(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報告人:黃崇哲(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與談人:鍾佳濱(屏東縣政府副縣長)與談人:呂曜志(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副所長)第二子題:地方的經濟發展主持人:吳榮義(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報告人:高仁山(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與談人:曾文生(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與談人: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第三子題:地方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主持人: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報告人:莊國榮(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與談人:吳財順(前行政院教育部常務次長)與談人:許添明(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兼院長)

十二月 25th, 2013|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李前總統閉幕致詞

 李前總統蒞臨「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閉幕致詞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各位地方首長、學者專家、各位貴賓、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登輝要感謝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智庫、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共同出力籌辦這次的「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集合各界學者專家和政府部門,利用三個禮拜六的研討會,為台灣的國家發展和地方治理提出具體的建議方案。現階段台灣所面對的國家發展問題,主要有兩項困難的挑戰,第一項是國家經濟的困境,這和領導者的能力、兩岸關係以及全球治理的風險有關,領導者若無能,國家發展當然就會受影響,所以選擇國家領導者與地方的主政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項就是政治改革的停頓,比如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只有形式上的合併,部會高層升官,但效率與效能並未提昇,以及地方分權的不足,讓地方的發展與治理不夠健全。這次所舉辦的「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就是希望透過關心台灣前途的學者專家以及政府部門,共同來思考解決的方向,為地方治理的發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案。 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不斷的產業創新,產業創新就是要積極投入研發,實際上,台灣每年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達不到先進國家的標準。台灣的企業去年投入三千二百億的經費做產業的研發,相對政府部門只投入六百十億左右,高等教育單位只有投入四百八十八億的經費在做研究,不過民間的研發投資大部分是專案性質的應用研究,但基礎性的研究才是創新的根本,因此政府跟高等教育單位就必須以國家長遠發展目標為對象,負起基礎性研究的責任。不過,台灣的公部門研發經費規劃缺少整體目標與完整藍圖,經費運用分散在各自獨立的研究機構,欠缺統合,無法配合產業發展的需要,也欠缺事後的追蹤,使得資源常常因為重複投入而浪費。未來,政府必須進行內部資源整合,並且與企業合作共同研發,掌握市場與產業的需求,整合應用與基礎研究,提高研發的效能,並加強技術轉移,為產業的創新提供發展的環境。另外,地方財政長期不足,無法自己編列預算投入研發,唯有地方的資源提昇,才有力量去編列各種配合各地特色的研究計劃,落實地方產業的發展。因此,中央政府除了要下放資源以外,也應該將相關的研究成果,技術轉移給地方,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提昇經濟效益;地方產業發展好,人才、資源與資金就會留在地方,區域特色以及區域平衡發展才有可能實現。這次連續舉辦三場「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透過學者專家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針對「當前區域發展的困境與未來發展」、「地方分權與治理」、「地方經濟開發與產業發展」三大主題進行全面性的探討,大家也積極提出解決的對策跟方案。一、中央集權心態應該調整,地方應該要團結因為中央本位主義、父權心態以及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儘管有很多事務,譬如就業服務、觀光地區的指定等等事項是由地方來執行,但仍然不肯將權力下放,要由中央來統一規定,犧牲地方分權的效率跟優點,以及地方自治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地方因為財政困難,盼望中央補助也不敢惹中央生氣,一直無法突破困境,以後應該在共同的議題進行合作向中央爭取。二、國土重新規劃七大區域「六都十六縣市」的現狀應該要重新調整為七大區域,讓「台北、新北、基隆、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以及「花蓮、台東」合併一區,連同「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在內,分成七大區域,行政區的調整並且要考慮河川、海岸以及原住民特定區的問題,各區按照本身的資源與特色,做永續發展的規劃,發展條件較差的區域應該提供必要的照顧,讓每一個區域的居民都可以得到有尊嚴的生活,以達到七大生活圈跟七大發展圈的想法。在合理的國土與區域計劃之下,才會得到進一步更加有效的分權與治理,並解決院轄市、縣市重新合併後,「富都越富、窮縣越窮」的問題。同時,可以在國土重規劃之前,成立區域委員會解決跨區域的河川、交通、產業移動,再漸漸加強建設、財政分配以及空間計畫的角色。三、認真考慮遷都的問題 設立獨立委員會化解中央與地方分權爭議北部做為首都的所在地,使得北部都會地區長期吸引所有的資源,造成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為了讓台灣的國土規劃正常化,可以認真思考遷都的問題,台北已經是經濟商業中心,透過政治中心的轉移,化解北部地區人口過多以及房價過高的壓力,同時讓其他區域的發展更加平衡。 面對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分配爭議等問題,應該由行政院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針對如何推動地方分權,規劃完整計畫,配合現狀的需求與條件,分期落實,才會得有效化解中央與地方的權限爭議。四、完整地方人事權 建立地方公務員法制過去的政府因為要反攻大陸,將錢跟權都控制在中央,長期以來的人事、主計、警察、政風、廉政,在一條鞭的政策之下,人事權都在中央,破壞地方治理的完整性,侵犯地方自治團體的人事權,早就已經不符合地方自治的世界潮流。應該更進一步透過地方公務員法的立法,建立完整的地方人事權。中學以下的教育應該由地方自主辦理,順應各地方的需求,對弱勢的學區也應該投入比較多的經費,解決偏鄉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五、資源重新合理分配 [...]

十二月 25th, 2013|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圓桌論壇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系列研討會-圓桌論壇 2013年11月16日 主持人:吳榮義(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與談人: 林聰賢(宜蘭縣政府縣長 [...]

十二月 25th, 2013|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開幕致詞

李前總統蒞臨「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開幕致詞 ◎ 李登輝(住院,由李安妮代唸)各位貴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登輝欲感謝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智庫、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大家共同出力,籌辦這次的「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群策群力,為國家發展提出全面性的建議。2011年11月登輝大腸癌開刀了後,開始思考二件事情,首先是思考總統大選之後,無論是誰當選,都會面臨國家經濟發展的艱難挑戰;另一方面就是思考著台灣政治改革的方向。這幾十年來,台灣的民主改革雖然有很大的成果,但是並沒有直接協助到地方的發展,地方的治理在制度面,可以說是不健全,這是登輝長久掛念在心裡的事情。登輝在出院休養半年後,開始到台灣各縣市訪問,從拜訪士農工商、參觀市政建設、關懷社會福利等等不同的面向,藉由走入基層,直接面對人民,聽取他們的意見,就是希望藉此找出台灣現在地方發展的問題,同時更加希望與全國的人民,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向與方法!登輝用一年多的時間,帶著媒體朋友一路從屏東開始向北走,兩禮拜前才剛從花蓮、宜蘭回來。登輝過去做總統的時候,就堅持「現場主義」的理念,也就是面對人民的問題,必須要詳細去了解他們所面對的生活困境;雖然現在已經沒做總統了,但是我仍然堅持要直接與人民面對面接觸,才能真正清楚人民的生活與地方發展的問題。在台灣走了一圈之後,也發覺了不少影響地方發展的問題。過去政府為了反攻大陸,國家資源過度集中在中央。另外,地方的財源以及可利用的資源非常欠缺,地方政府無法度發展地方的產業;財政稅收的分配無公平,地方自有財源嚴重不足,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政府連人事費用都付不出來。過去,台灣只有台北、高雄二個院轄市,如今都變成了「六都」,更加速了都市跟鄉鎮發展的不平衡。而長期在中央集權之下,地方教育失去自主性,無法培養地方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加上地方政府人事職等過低,造成人才集中在都會地區,這些問題都是造成地方無法度健全發展的原因。去年五月,為了因應國際經濟局勢的變化,李登輝基金會邀請幾個主要的智庫,共同舉辦「台灣國家經濟發展研討會」,從世界局勢、新興市場等國際環境探討台灣經濟發展的前景與挑戰,並針對市場經濟與國家角色進行分析,就總體面全面性探討台灣的經濟發展。不過,國家經濟的發展,除了中央政府的角色以外,地方政府更加是落實產業經濟發展,提升人民就業與生活水準的重要基礎。台灣在1998年凍省之後,整個國家的行政階級減少為三級,但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因此更加擴大,在權力與資源由中央統合之下,地方政府欠缺資源及能力提出適應地方特性的產業發展方案。長久以來,地方的發展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地方依賴中央的補助,欠缺財政自主的能力,造成地方無法度建立負責任的財政制度;也因為中央跟地方之間的權力跟責任不清楚,發生地方跟中央互相推卸責任的情形。另外一方面,長期的重北輕南,重都會輕鄉鎮,造成整個國家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在「六都」升格了後,這種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將會更加惡化,變成「富都越富,窮縣越窮」的情形。面對這種種地方發展的困境,希望藉著連續舉辦三場的「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請學者專家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主管單位,針對「當前區域發展的困境與未來發展」、「地方分權與治理」、「地方經濟開發與產業發展」三大主題進行全面性的探討,並提出解決的對策。這次研討會討論的內容非常全面,第一場先從中央的國土規劃、行政區劃做檢視,再進一步討論區域均衡的政策規劃,以及區域合作跟跨域治理的探討;此外,第二場探討中央集權跟地方分權的改革,再就落實地方財政自主的方向做探討,以及如何加強地方治理與自治;最後一場除了探討地方的綜合發展計畫、經濟開發計畫,以及地方教育與人力資源的發展。並且透過舉辦座談,邀請地方首長來分享他們執政的經驗,提供相關的意見。這一年外來,登輝走遍台灣各縣市,深入台灣最基層的地方,面對著基層的民眾,所看到、所聽到的,都是對當前國家發展的失望。希望透過研討會的探討,找出國家發展的困境,共同思考對策,提供中央以及地方政府領導者思考解決的政策方向。同時希望中央能夠下放權力,地方政府也要團結,共同向中央爭取權力跟財源,拓展地方發展的力量。感謝今天在場的學者專家,熱情提供你們的寶貴意見,也希望在場所有的來賓,也能夠貢獻你們的看法,讓我們共同為國家與地方的永續發展,一起打拚,感謝大家,祝大家平安快樂!感謝!

十二月 13th, 2013|

61. 信仰對領導者的重要

「睡不著的一晚」│信仰對領導者的重要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要有素質與能力之外,信仰是首要的條件。因此,就用我個人「睡不著的一晚」的故事,來分享「信仰對領導者的重要」。 經國先生逝世 繼任總統 事情發生在我擔任副總統的期間,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正在總統府接見外賓,秘書進來告訴我,經國先生的秘書王家驊打電話來,請我到七海官邸開會。我接見完外賓,趕到七海官邸,才知道蔣經國總統已經過世,來不及見他最後一面。因為經國先生沒留下遺囑,我與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先生、經國先生三公子蔣孝勇先生等人,討論了遺囑的內容。晚上八點零八分,我就依照憲法的規定,在總統府大禮堂宣誓繼任總統。 [...]

十二月 11th, 2013|

60. 全球化虛擬現時下的台灣

    回顧二十世紀,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所引起的資訊網路社會的成立,以及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崩壞、資本主義經濟的失調與變態。世界各國對於這種急速變化,卻出現調適困難的情形,提不出妥當的因應措施。台灣人民在資訊網路社會包圍下,也面臨經濟失調,失去希望。將來,我們要如何來調適?這就是今天登○想要向各位提出報告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談談「全球化虛擬現時下的台灣」這個主題,而其中,又以經濟問題最重要。    二○○八年所發生的國際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度,可以說是百年來所未見的。各國政府為了因應這個經濟變局,幾乎是忙得焦頭爛額,於是,各種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寬鬆貨幣政策,紛紛提出來因應。但是,四年過去了,這種情勢仍然沒有變好,還可能會演變成「二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變慢,甚至出現貿易逆差。這些嚴苛的國際經濟局勢,讓台灣經濟的前景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我們看南韓在這種國際經濟環境中,經濟發展卻能脫穎而出,一下子變成「已開發國家」。臺灣本來是亞洲四小龍的頭,變成尾巴。韓國的例子,表示國際因素不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面對經濟轉型的失敗,政府、學界與企業界三方面,都無法推卸責任。如果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失敗沒有深刻檢討與正確認知,那麼,不管往後我們再喊出多少拚經濟的口號,不管我們的人民有多麼認真的打拚,最終都只是事倍功半而無法擺脫困境。所以,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找出正確的診斷與處方,幫助台灣經濟繼續向前行,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也是刻不容緩、重要的事。首先要做的是:修正「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經濟理論,再來就是以「經濟安全」與「永續發展」做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大核心目標。 一、修正過去盲目鼓吹「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主流經濟理論(一)實體經濟:全球與台灣製造業過度流失到中國    我們必須將問題區分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國際方面,過去三十年在主流經濟學的鼓吹下,各國認為「全球化」之下的經濟整合與對外開放,可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卻忽略了自由市場理論本身的缺陷,以及「全球化」之下,風險管理的難度,與規範管制的必要性。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向中國,讓中國躍昇為「世界工廠」,這些國家的產業因此被掏空。雖然產業被掏空的後果,一時之間被金融與房地產榮景所掩蓋,但由於製造業一旦被掏空,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來進行重建,甚至有的根本無法回復,所以,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金融服務業與房地產業的勞動需求,就直接受到衝擊而持續減少,即使是政府不斷印鈔票,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各國的失業率都是「節節升高」!    [...]

十二月 11th, 2013|

59. 領導能力的修煉

培養優秀的領導力的,是一個成功領導者最基本的修為。堅定的信仰、強悍的意志、哲學的反省、善用平衡力、遠景的領導‧‧‧等,都是型塑優秀領導力的重要條件。 當一個領導者很不容易,不論你領導的團體是大是小,基本上,要號召一群各有特質、各不相同的人跟隨你,同心協力的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一定是很大的挑戰。就像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說的‥「越有知識的人,越難管理,面對知識工作者,領導是達成目標的最好方法。」 領導者不比其他專業,可以站在一邊當顧問、幕僚;領導者必須站在最前面,他也要隨時做出決策,指出方向,如果決策錯誤,就必須承擔所有失敗的風險,壓力可想而知。電影《獵殺U∣571》中,老士官對於領導有非常精彩對白‥「領導者不能說『我不知道』,你如果這麼說會害死全部的人,領導者必須有答案。我們不是來這裡討論甚麼民主,我們講的是領導!」 曾經在權力最顛峰的我,是怎麼看待這些問題的?我又會給所有想成為領導者、或者現在就是領導者的人,提供什麼樣的建議? 我一直堅信,領導者一定要有信仰,因為唯有信仰,才能讓人真正了解內心的脆弱。我想,中國歷史上,擁有至高權力的皇帝總是自稱寡人,就是自己一個人,做總統的,處於權力頂端,在很多的時候除了自己之外,根本求助無門。因為,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我的答案。 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在當總統的時候,曾經和太太、媳婦、孫女一起去爬觀音山,很辛苦的爬了大約一公里的陡坡,才能登上山頂。然而,當自己站在山頂時,就真實感受到「山頂上非常狹窄,四周都是陡峭的懸崖,在上面光是站著不動,就覺得自己是站在極度危險的地方。」此時,也讓自己領悟到擁有最後決策權的感覺,其實摻雜著相當程度的害怕。 強悍意志不會憑空來當領導者,經常得面對孤獨,特別是決策的風險很高時,不寒而慄的恐懼時刻就來臨了。我想‥每當在感覺軟弱的時候,「能給我精神和勇氣的,只有我信奉的神了!」我認為,什樣的神都無所謂,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信奉耶穌,至於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只要他們去求他們心中的神,是相同的道理。 我強調信仰的重要,並不是要把神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反而是主張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充分了解自我信念的脆弱和內心的猶豫才行;為了了解自己的內心,因此需要信仰。我自己就是因為想求得精神上的安寧而信神。 我想,「領導者常會受到打擊,也有很多辛酸事,堅強的信仰是必要的。我的經驗是,身處政治圈中,信仰是唯一的幫助。」我認為,有信仰才能了解「內心的軟弱」,這是所有領導者必備的條件,這也是我一生當中經歷各種惡劣環境,能夠不被打倒,繼續堅持原則,最主要的力量來源。 我曾經說過‥「在我人生中,有兩件大事,從十五、六歲開始,就一直存在我心裡,一個是自我的問題,另一個是死亡的問題。早熟的我,很早就有自我意識,迫切的求知心,讓我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越來越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 在徹底的自我覺醒後,年輕時候的我內心接著產生「人是什麼?」以及「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於是時常透過坐禪和苦行的方法來自我克制,希望能夠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 消除自我的功課《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年少時的我認為,為人處事如果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的煩惱也自然能消除。為了消除自我,我從中學時代,每天早上,便積極參加學校的打掃工作,自願去做打掃廁所這一類大家不願做的事,凡是能夠訓練克己功夫的事,我都願意設法嘗試。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當其他同學大多忙著懵懂讀書之際,年少的我又開始對死亡這個課題產生了很深的煩惱,我經常在探索死亡到底是什麼?人死了之後會如何?後來,我對此有了自認透徹的領悟,我了解到死亡本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如何活下去」。 有些宗教講輪迴,但是我想‥「人生並沒有來世,人生只有一次」;而我們應該注重的是「有意義的生」,因為「生」,與「死」,經常具有表裡一體的關係。一切的原點都是哲學,也就是從「人是什麼?」或「我是誰?」這些思考點出發,進行自我啟發,來完成人格與思想塑造。 我認為,唯有先了解自我的「死」,才能產生真正具有正面意義的「生」,但是自我死了之後又該如何呢?我認為只有要求與上帝同住,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我一生的心路歷程中,還有另外一段特別的感受,那就是二次大戰結束時,我看到日本因受到美軍空襲,全國成為火燒島,被徹底破壞,環境十分惡劣,物質更是極度匱乏。這種重大的世局變化,讓我產生了另一種很深的感慨,在此之前,我只著重自我與生死的思考,從不關心肉體與物質問題。 看到戰爭的巨變,我突然發現,在現實世界裡,人的心是存在於肉體的,如果沒有肉體,何來精神的存在?在那種社會百般蕭條的情況下,人要生存,糧食與環境的問題比靈魂更重要,因此,我脫離了唯心階段,開始有了唯物論的思考。 此後,將近有十年的時間,我轉而追求社會主義,認為必須爭取社會公平,這才是最迫切的‥但是當經濟逐漸復甦,建設有了進步後,我卻又回過頭感覺我的內心十分空虛,因為物質是物質,雖然物質環境已經改善,但並沒有辦法滿足其內心的需求。 怎樣才能求取更高的存在境界?我後來又花了五年的時間,來解決心中的迷惑,當時我每周五天,天天到台北市的各教會去尋找神是否存在。在過程中,常產生「因為看不到所以不相信,因為看得到所以相信」的感受,但這樣的感受,慢慢的讓我知道這不是信仰,真的信仰應該是「要相信看不到的」。 我坦承,作為一個凡事追根究柢的知識份子,要產生信仰實在是難上加難,必須先擺脫過去的框架,才能了解所謂的信仰就是實踐的問題。在繞了一大圈後,最後,我終於找到了「我是誰?」的答案,我就是「不是我的我」。 我必須說‥「我花了三十五年以上的時間,才找到這個答案。這個答案,幫助我了解正確的人生觀;同時,也幫助我在面對各種問題時,能夠徹底排除自我,站在超然的地位,思考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當一個領導者,我不斷在追求我是什麼?並由這個過程來獲得支撐的力量,換句話來說,就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如果能夠時時保有哲學的反省,我就能建構出一種人格、視野的高度,讓部屬與追隨者產生敬畏。 比較古今許多領導人,要成為一方之霸並不難,所謂時勢造英雄,任何時代都會自然產生人物;但是要在歷史上留下令人懷念的事蹟,則不是俯首可拾、輕易可得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除了政治成就、經濟績效之外,個人的品質絕對是後世評價的要項。 領導人就是平衡者我當總統時期,同時間國際間出了不少的領袖人物,例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達賴喇嘛等等,我有機會都與他們交往接觸過,有些則是在他們卸任後,專程請他們到台灣來訪問。 我和這些知名領導人談話時,總是仔細觀察這些世界頂尖人物的一言一行,最後發覺到這些人物的背後,普遍有個共通點,我把他們歸納為三點: 首先,這些人物都有描繪夢想的習慣,他們對於現狀不會、也不能滿足,不斷的刺激自己思考。 其次,這些人物都擁有說服別人與他共同編織夢想的感染力,而不是停留在獨善其身。 第三,即使有一群人的價值觀差異很大,包括政治立場不同的派系,或是文化不同的人士,這些領袖人物都有辦法讓他們服膺在自己夢想和領導哲學之下。 我在體會這些人物的理念與想法後,也發現這些領袖對事物的感覺方式、對情報的價值判斷,以及自己接納判斷的方式,對組織成員如何傳達等等,基本上也非常相似。我把它總結成一個結論,那就是一個領導人在帶領團隊時,他應該扮演「平衡者」的角色。 我特別舉花蓮秀姑巒溪泛舟的例子來說明。在那彎彎曲曲的湍急溪水中泛舟,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持船身的平衡,只要能夠化解各方激流的衝擊力道,並與成員大小不一的操槳力量,就能平安順利的由上游漂到下游。我想‥「小至一個團體,大到一個國家,身為一個領導人,就像在急流中掌舵操舟,要通過重重的考驗。」必須不時順應變化與自我調適。 做好了平衡工作之後,一個領導人也會擬定短期與長期的策略,在長短期的目標之間求取平衡。什麼是長期?我曾講過魯賓遜漂流記的故事,很淺顯的說明了內涵。 魯賓遜飄到荒島上時,只有幾件簡單的工具,必須靠捉魚才能維生。如果他一天捉十條魚,早餐吃兩條,午餐和晚餐各吃四條,每天如此,維持生活應無問題。但是有一天,天氣變壞了,或是魯賓遜生病了,抑或是海邊的魚量減少了,沒有辦法一天捉到十條魚,這時生存豈不發生了問題? 我想,為了長遠著想,魯賓遜必須想辦法製作漁網,可是漁網完成需要時間,假如以前每天要花十小時才能捉到十條魚,現在可能只能花七小時來捉七條魚,剩下三小時必須用來編漁網。以前可以吃十條魚,為了將來有好日子過,魯賓遜只好勒緊褲帶,一天只吃七條,但也不會餓著肚子把時間全部用來編織魚網,這就是他的長短期目標平衡。 假設,製造漁網要一年的時間,魯賓遜這一年等於少吃了一千多條魚,但是一年後漁網做好了,他每天卻可補到三百條魚,比起之前,生產效率提高了二十倍,同時,最早他一天吃十條魚,現在一天則可吃十二條魚,省下來不必每天捕魚的時間,魯賓遜還可以拿來做其他更有建設性的事,不會只停留在填飽肚子而已。 這個魯賓遜結網捕魚的例子,很簡單的說明,用工具捉十條魚的做法是短期的,當漁網做好,生產量大幅增加時,就是長期;同樣的,當一個領導人,在遇到問題時,必須動腦筋,想辦法,有些短期的工作要做,另外,一定要同時進行長期的規劃,用新的方法、新的觀念來解決問題,更重要的事可以促進更大的發展。 權力必須捨得放一個領導人在追求歷史定位時,最大的誘惑就是權力的滋味。「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這句話絕對是真理。權力的滋味,就如「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般,讓人陶陶然,很少有人可以自拔,包括我在內,也一樣受到試煉。 我當時在選擇李元簇當副總統時,曾經公開表示,讓我與李元簇當完六年的總統、副總統後,我們就會一起退休。由於講過這句話,一九九四年日本的文學家司馬遼太郎到台灣與我對談時,就曾經好意的勸告我‥「為了您著想,最好不要出馬參選下一任總統。」 我了解,司馬遼太郎是基於友誼,才會對我說出這樣的建言,可能司馬遼太郎認為,像我這樣的學者,留在政界已經很不可思議了,如果再出馬競選,肯定要再陷入政治的對立之中。 當時,司馬遼太郎告訴我的一段話,讓我記憶非常深刻,那就是‥「權力不是每個人被賦予的力量,而是從制度所衍生的客觀力量,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能從中取出來運用,因為要做事就必須要有權力。但是在用權力的同時,一定要有覺悟,也要能隨時可以放棄才行。」 司馬遼太郎的話雖然對我造成不小衝擊,但是我並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依舊在一九九六年參加了台灣首次的總統直接民選。我違背自己的諾言決定繼續競逐總統大位,事後我的解釋是,守節雖然很重要,但是我對人民有使命,只要能完成這個使命,以後就可以卸下不管了。我在二000年卸任後想到當時的抉擇,我必須坦承,我之所以沒有參加二000年的大選,與司馬遼太郎對話的往事是沒有關係的,我主要是考慮到,身為政治家要有隨時放棄權力的覺悟,再捨不得也必須讓民主趕緊在台灣紮根,因為制度永遠比個人更重要。 勿用魅力塑造權力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一書中說過,「以民眾為基礎的人,好像把政治的基礎立在泥沙上面一樣」,是非常危險的。唐太宗的諫臣魏徵也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不論是西方的帝國,或是東方的王朝,似乎都有著共同的認識。那就是,民意如流水,並沒有恆常不變的道理,過度重視所謂的支持度,熱衷媒體曝光率,若因此失去了腳踏實地的耕耘,那麼只是個繡花枕頭,很快就會被大家看破手腳。 我同樣有此同感。我認為,一個領導者即使得到人民壓倒性的支持而掌權,他也必須想到有一天可能會被人民放棄的最壞情況發生,所以領導者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必須始終保有謙卑誠實的態度,要觀察民意,而不是以為自己可以引領民意。 我之所以有感而發,是因為當過十多年主宰國家大權的領袖之後,發現領導魅力這個特質的詭異之處。 我想,具有群眾魅力的領導者,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可以吸引大眾、博得狂熱的支持,這種人在動員群眾時,並不需要什麼流程,或是理性的思辨,就能夠迅速對付危機,這類的領導者,不用很多的智慧,因為他有創造秩序的感性。 歷史上很多的英雄,都具備有這種煽動性的行動和能力,但是我卻認為,美中不足的是,具有群眾魅力的領導者,通常並無法維持長期的政治生命,因為,魅力的背後,是出於人民的感情,這是一種幻覺,當人民的現實希望無法獲得時,幻覺很快會散去。 除了大眾的幻覺之外,我想,所謂的魅力很多來自於媒體的創造,一旦當偶像倒了的時候,領導者非常容易會被大眾棄之如敝屣。 領導不是一言堂「領導」的終極目標,是在促成團體內部人員的凝聚力,達成組織所設定的目標。因此,領導者本身的領導方式,以及是不是具有完善的組織,作為有效的工具,格外重要。 我主政時期,面對的最大困難,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對於總統權力削弱與割裂,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因為一九四六年制憲會議在中國南京召開時,國民黨人士當選總統已成定局,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為了減少總統的權力,於是採取聯合抵制,所謂的「雙首長制」因此誕生。 依照現行憲法,在某些行政措施方面,總統並不能直接指揮行政院長,但是在一九九六年總統直接由人民直選後,總統必須對全民負責的形勢非常明確,總統為了向全民兌現競選諾言,必須透過行政體系推動政見主張,但又不能違憲直接命令行政院長,總統的手腳確實受到了憲法極大的捆綁。 這該怎麼辦?我思前想後,找到了一個補救辦法,由於國家安全會議的召集人是總統,行政院長是國家安全會議的委員,我於是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召開,來責成行政院,執行國家安全會議的決議案,透過這樣的機制運作,化解了部份困境。 另外,在現行體制上,總統並沒有可資運用的幕僚機制,但是身為民選總統,要做的事情實在很多,這又要怎麼解決?因此,又特別在體制之外邀請了一群專家學者,成立內政、經濟、外交、大陸四各小組,來研擬政策,對總統提出建言。 我認為,我在任時的一些改革措施,都是經由這個小組研訂出來的,這是在憲法修改不易的情況下,想出的權宜方法,其效率與成績,直到卸任後我個人仍十分滿意,不過,在充實幕僚的部份,我延攬的是政策幕僚,與選舉幕僚無關。 用遠景來領導充實了組織之後,在領導風格上,我認為,領導人要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自我要求與自我期許,要設定更高的理想與目標,也就是說,要為組織勾畫未來發展的目標和藍圖。 我要強調:「這幅藍圖不是全由領導者獨自描繪的,必須擴大組織成員一起參與。藍圖打造出來後,更要與全體組織成員共同分享,如此才能引起同仁共鳴,激發大家的熱情,共同追求這個理想目標」。這就是現代領導理論中,所謂的「願景領導」。 願景,是組織的發展方向,組織的未來理想,更重要的是,當領導者提出的願景,一旦形成共識,成為大家的共同願景,就會轉化成鞭策的力量,促使每個人向目標努力邁進。所以我認為,遠景是組織動力的源頭,能提昇組織成員的心理素質。 「願景」二字也許有些抽象,說的更明白些,就是描繪夢想。描繪夢想本來就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每個人小時候都曾經有過夢想,小男生希望當醫生、當警察,甚至當總統,小女生希望長大了當公主、將來找到白馬王子,多麼愉快。 當一個好的領導人,要能讓大家都有夢想,千萬不可以因為組織分工或其他因素,讓大家的夢想還沒完成前就受到傷害,或被斥為「作夢」,這會扼殺了最寶貴的進步動力。 就國家領導而言,擘劃國家發展藍圖,宣示國家發展遠景,是領導人和他的執政團隊的職責。但是,國家願景要形成共識,並不像一般的組織那麼容易。因此,在民主國家,總統競選時都會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揭示國家發展願景,並且打出簡潔有力的響亮口號,以爭取選民的支持。同時,在這個口號底下,領導者會不斷用實際作為來落實階段性目標,讓追隨者有信心。 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經濟大恐慌時代,打出「推行新政」的口號競選;當選後,又藉著「爐邊談話」推銷他的治國理念與施政計畫,以引導民眾,凝聚共識,我認為這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 我在執政期間,一直不斷思考的問題,就是應該把國家帶到什麼方向?許多人認為經濟問題,是台灣未來發展最大的挑戰,但是我認為不是。因為,台灣人有腦筋,肯打拼,教育水準又高,人才豐沛,雖然一時受到國際經濟景氣與中國磁吸效應的影響,但是很快就會找到生存發展之道。 我最擔心的是,民粹化的台灣能不能提昇民主素養、法治精神,具備現代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素養?因為這是建構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礎工程。我認為,台灣當前的政治、社會亂象,就是執政者欠缺願景,人民看不到階段性目標和實際作為,因此,一切顯然茫然而短視,距離一個真正理想的民主社會,台灣還有一段相當長的發展歷程。 

十二月 11th,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