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之路

李登輝先生蒞臨國家記者俱樂部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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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0日

  今天我很高興能來到這個以民主、自由為立國精神的美國國土。二百多年前,你們的祖先不畏冒險來到新大陸,一七七六年他們通過「獨立宣言」中指出,人類追求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可被剝奪,而政府之正當性正是基於這樣的基本權利下,經過人民的同意而產生的。我們的祖先來到台灣,似乎沒有「五月花公約」,但他們同樣是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而來。而台灣人民這股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化時代,才得以一步步獲得初步的實現。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就像之前的經濟奇蹟一樣,引起世人的矚目。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本人領導國民黨執政,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尊重主流民意的意志,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主張改革,所以朝野兩黨雖然存有競爭關係,但在改革方面往往並肩合作。經過銳意改革,威權統治逐漸解體,民主之路蔚為康莊大道。至於一九四○年代所形成的族群矛盾,也在民主化的調和下逐漸溶解。

  二○○○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獲勝。不過,勝選的民進黨,在國會面臨「朝小野大」的困境,政策常受在野黨的杯葛。此外,民進黨施政經驗尚未成熟,包容心胸也不足夠,導致朝野惡鬥,並重燃族群矛盾之火。令人遺憾的是,族群矛盾在新的政治生態之下,加上中國的統戰分化,惡化為國家認同的衝突。為此,本人提出了以民主精神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年來到台灣來。我們接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洗禮後,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雖然社會緊張甚至衝突在所難免。台灣的民主成就,引起研究此一議題的杭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重視。不過,就像杭廷頓教授當年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觀察,在「第三波」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此一帆風順成為完全民主國家。

  台灣的民主化威脅從何而來?台灣還有些政黨具有「反民主」的意識形態,這些威權體制殘餘的勢力,不願意放棄威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更不能面對威權體制瓦解的事實,企圖以意識形態來迷惑人民,以取代人民的自由選擇。這股反民主的力量,在台灣仍然猖獗,並得到中國專制政權的撐腰支持。台灣對岸的中國專制政權,從未一天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雖然他們的手法有所改變,例如從過去以飛彈威嚇台灣,台灣人民不為所動,現在則改以經濟利益誘惑磁吸台灣,然而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台灣一天不納入中國,中國獨裁者一天不會停止這些利誘威逼。台灣內部以意識型態為包裝的反民主勢力,和中國獨裁者的野心一拍即合,在中國獨裁者的支持下,它更加猖狂、更加無所顧忌,在這種內外的相互作用之下,台灣的國家認同遂變得複雜紛亂。這才是台灣民主最大的威脅所在。

  在亞洲,有些領導人宣揚所謂的亞洲價值。亞洲的傳統並非不能取代,某些國家的政治操作證明了:所謂的亞洲價值最後總是被部份政治人物利用作為剝奪人權的藉口,成為部分國家走向完全民主的主要阻礙。幸而,儒家傳統在台灣並沒有深厚的影響,此一問題在我們致力民主化的過程中,干擾不大。當前,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最先要徹底解決者,仍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

  各種調查資料顯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是台灣社會在民主中融合的寫照。遺憾的是,被多數選民淘汰的政客,用政治手段撕裂社會和諧,在國家認同上挑撥是非。他們想利用威權時代用來鞏固政權的大中國意識,顛覆已經民主化的現代台灣。今天,他們最大的奧援並非國內的選民,而是對岸中國的霸權論述、軍事恫嚇及經濟統戰。不可諱言,中國的總體國力仍在成長,這種「引清兵入關」(木馬屠城)的聯共制台行徑,加深了台灣的危機。

  台灣人民要克服這個挑戰,首要之務是強化對台灣的認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五十年前的台灣人民,五十年後的台灣人民,之間起了截然不同的「質變」。過去,在外來政權的洗腦灌輸下,許多台灣人民不由自主地自認是「中國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覺悟到,那根本是不符歷史與現實的虛構。實際上,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也經常追問自己:我是誰?我們是誰?杭廷頓教授的新書「WHO ARE WE」也提到,目前許多國家都面臨認同的問題,雖然其形式與內容各有差異,台灣則正處於國家認同的崩解與重構。

  哲學家沙特說:「人由於命定是自由的,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身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沙特提醒我們:「存在的東西只有當它向著將來被超越時才能獲得其意義。」講到這裡,我不免想起康德三大批判所建立起來的哲學體系。康德哲學給我的啟發是:人類必須了解自己的有限性,如此才能兼顧自立性與積極性,讓人生變得更崇高、更可貴。如果再把思考提昇到整體的層次,康德所說的:「你應該這樣做,就是你的主觀原則常常能夠成為普遍法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結論。這個命題的現代詮釋,無疑是聯合國在一九六六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台灣人民應致力實現這些人權公約所界定的國際人權標準,這是台灣人民對自己、對世界文明的責任。

  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有這些哲學省思,並且積極予以實踐。從「我是不是我的我」為出發點,每一個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從內在進行更新,以新的生命內涵實踐「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Umwertung aller werte),形成全體性的精神揚升與文明創新。由此成全的新時代台灣人,不難基於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結合,脫離被過去的虛構所束縛的狀態,對台灣這一塊民主實踐的土地產生堅定的認同。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才能以民主消解殘存的族群矛盾,讓「反民主」的政客無法為私利興風作浪,霸權的大中國主義的統戰也無法乘虛而入。

  透過民主的途徑認同台灣,是台灣民主最有效的保障。跟某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類似,台灣近年也陷入民主頓挫的焦慮,這是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不可忽視的問題。未來,台灣在「第三波」取得的民主成果,會進一步鞏固,還是不幸走上倒退之路,在在攸關全球民主價值的擴展或退縮,也就是民主國家如何相互支持,值得大家密切注意。而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台灣民主的鞏固,正維繫著亞太平洋民主陣線的防線,此一防線一旦被突破,對全球民主及和平將有摧毀性的破壞。但我仍要樂觀地預測,台灣民主的威脅並不是致命的,只要我們對民主價值沒有失去信心,只要我們的民主運作不脫離常軌,只要我們的法治秩序有效健全起來,二千三百萬人終將把認同台灣視為理所當然。屆時,民主台灣將以更堅定的步伐,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最後成為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