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全文
[ 2005-03-03, 李登輝]
前言
隨著台灣民主進程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國際挑戰的回應，台灣人民生命共同體意識的凝聚，已經邁向更高階段。延續一九九六年以來的主流民意，二○○○年及二○○四年本土政權贏得總統直接民選，但立法院依舊維持朝小野大的格局，這種政治局勢對台灣的發展提出新的課題。可以說，今天這個「民主內戰」時代，正是我們建構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的時候。
在一九九八年台灣終戰週年前夕，登輝即揭櫫「新台灣人」的使命，就是凝聚「新台灣人」的共識，發揮不認輸、不怕苦的台灣精神，為後代子孫創造光明的遠景。其實在此之前，登輝就開始思考「新台灣人」的概念，這也是本人整體治國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環。這個思考方向，最後讓登輝決定離開國民黨。
歷史往往不是直線前進。二○○○年政黨輪替之前，新台灣人主義就逐漸被淡化。那些選舉時高喊新台灣人口號的人，當選之後並沒有以行動展現對台灣的認同。政黨輪替之後，朝野爭鬥兩極化，新台灣人主義更在眾生喧嘩中銷聲匿跡。但是，任何歷史的伏流，只要符合客觀理性，終有一天還是要在匯聚時代新潮後浮上地面。
歷經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化，被政客庸俗化的「新台灣人」概念，已經無法涵蓋政權輪替之後，台灣進入更民主新紀元的精神要求。我們必須進行更深刻的意識更新，才能為台灣新時代導引出新方向。所以，今天必須進一步提出「新時代台灣人」的論述。
凝聚堅強的生命共同體
一九九五年，首屆總統直接民選尚未舉行，在新的民主時代即將揭幕之前，登輝提出社區共同體的概念。
「今天我們所要建立的，決不是基於封建和地方主義的社區共同體，而是現代化、民主化、具有公民社會意識的社區共同體。社區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可以說是落實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前提，否則我們的政治改革，就只能停留在投票行為和選舉活動等形式民主，而不能發展到實質的民主社會。」
民主新時代的問題，要用民主的方法才能處理。對台灣而言，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徹底解決族群問題。而「新時代台灣人」論述，正是總結台灣經驗，為台灣前途尋找明確方向的理論試探。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一九八八年兩蔣時代告終，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九九一年國大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立法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首次總統直接民選，改革的輕快樂章彷彿不需要休止符。台灣社會因為舊時代政治結構所造成的族群隔閡，在民主演進的暖化下日益冰釋。在此期間，一九九二年底，「生命共同體」的理念，為了緩解省籍情結正式被提出來。
一九九三年四月，登輝以「這是一個歷史的開端」為題宣告：「今天，在台灣的二千萬同胞，已經形成一個新的生命共同體。」同年五月，也以「生命共同體」作為就職三週年記者會的中心理念。幾個月後的國民黨十四全大會，登輝再度強調：「今天我們在台灣地區所達成的社會改革與心理建設，打破了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與社會體制，這是一個歷史的新開端」，以此呼籲來自不同省籍、不同地域的人，要凝聚一個堅強的生命共同體。
這些政治宣示，其實是社會現實的如實反映。近年來的種種民意測驗顯示，越來越多的人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種認同不是以族群為區分，而是立基於與人們息息相關的生活場所。越來越多在一九四九年前後來台的新移民，以及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已逐漸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此對應的是，中國把台灣人民全部視為「台胞」，赴中國投資的「台商」全部也以特別法律規範，完全沒有省籍、族群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以「台胞」、「台商」身份前往中國觀光、探親、投資的人，不論原來對「中國」有何想像的認同，在親眼目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狀之後，反而發現台灣其實才是他們感情的歸宿。
完全可以說，腳踏實地生活在這塊土地，台灣人民通過長期的歷史淬礪，自然而然產生「認同台灣」的意識並持續強化，是像呼吸一樣自然地進行著的機能。
認同台灣是歷史的必然
台海的表面和解氣氛，終於因為中國露出匕首而霧散。一九九五年中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國不顧台灣人民的感受，針對登○赴美訪問母校，以及我國首屆總統直接民選，連番發動飛彈及火砲實彈演習，引起區域極度緊張。後來的二○○○年、二○○四年大選，中國也都做出軟硬兼施的威脅，但是台灣人民不為所動，仍以主體思維做出台灣優先的選擇。這些事實經過，使台灣人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們是一個確確實實有別於中國，禍福安危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自此，台灣意識在新的座標加速攀升。這種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發展，外在地強化人們對台灣與中國的差別意識。
儘管中國企圖透過經濟統戰，「寄希望於廣大的台灣人民」，但台灣人民仍深知國家主權是不能以經濟利益交換的。這與中國當初企圖透過文教交流、經貿投資，以吸引台灣人民對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青睞，顯然方向不同。江澤民、溫家寶等中國領導人一再發出的民族主義溫情喊話，也因此顯得蒼白無力。不過，二○○○年之後的積極投資中國政策，以及二○○五年春節包機直航所可能帶動的全面三通直航，會對台灣認同造成何種干擾，不能不說是我們的一項新考驗。
我們要建構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實際上就是審視這些客觀情勢發展的進一步理論思索。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早期也曾經存在過與現在不同性質的族群矛盾。所謂原漢對立、漳泉械鬥、閩客紛爭，甚至同一族群內部的摩擦，描繪出一副早期移民社會的資源爭奪圖像。不過，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出現，這類從不同原鄉移植來的身份區分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既在者」與「外來者」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仍有外來政權的問題。
終於，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此後省籍問題和族群矛盾以新的形式，長期困擾台灣社會的融洽與整合。將近六十年來，由於社會上的自然通婚、交友與工作，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改革，這些歷史積澱的問題，本已出現了緩解的跡象。
可惜，日益淡化的省籍、族群問題，每逢選舉熱季或政局變化，便被政治動員挑動敏感神經，形成民主運作中的一種異常狀況。有的政黨在某些族群比較集中的地方，總是訴諸族群動員的手段，用舊社會的認識來面對新社會的問題。幸而，這種政治氣氛僅限於特定都會區，並未形成普遍的社會弊病。
當然，這種情況仍然為凝聚台灣意識形成了障礙，導致以族群為劃分的人造區塊，儼然惡化為帶有敵我矛盾性質的對壘。統獨兩極陣營之間的唇槍舌劍，以及對中國政策與外交作為的針鋒相對，主要也是沿著這個主軸而展開的。
此一爭論，反映到台灣的未來前途，自然是百害而無一利。站在對岸的中國來看，台灣的內部區隔其實只是色調的微異，並無本質上的差別，各種版本的「獨」，終歸一句就是「獨」，即使「捍衛中華民國」，也是「獨」的形式之一。
所以，「新時代台灣人」應清楚判別，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不屬於中國，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因此台灣不必談論與中國進行所謂的統一，只要依據主權在民民主自決的原則，將認同台灣的意志轉化為正名、制憲的動力，勇敢開創台灣的新時代。
過去以來，我們從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民國，最後的目標是完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正常國家。台灣正常國家的締造，即是這種台灣意識既具理念內涵，又富有行動指向的呈現。
台灣意識是經驗與精神結合的產物，而不是超現實政治語彙的堆積。台灣意識是建立在台灣人民歷史生活的互動連結，然後在近年加上民主的公民意識、社區意識，結晶成「台灣生命共同體意識」。在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曾積極地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即是要以民主精神轉化既有的歷史內涵。整體的社會改造藍圖，也可以說是以公民意識、社區意識為基礎向上疊架的。唯有公民意識與社區意識，才能打破傳統的地緣和血緣，使大家改用民主的公共理念，重新建立一個融合共榮的新社會。重視社區這個最基層、最小規模的共同體，正是徹底實現主權在民理念的不二途徑。
尊重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
要進行民主化工程，必須重視黑格爾所提出的歷史三階段演變：由一人統治到一群人統治，然後再到全民民主社會。政治改革的歷史意義所在，是建立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不只是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的外殼而已。台灣在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確立之後，必須進而從事社會重建工作，也就是從基層社會開始，充實主權在民的實質內涵。而且，代議民主不足之處，要用直接民主予以補充。
我們深信，新時代的國家意識，是植根於社會意識之中，先有社會才有國家，健全社會才有正常國家，社會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一個一個具體存在的公民所組成的社區共同體所結合的。
所以，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都要自覺致力於締造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都要融入公民所組成的社區共同生活圈。新時代的公民意識社區意識，終將取代劃地自限、消極保守的族群情結，這是用民主的方式團結台灣的竅門。
由此更可見，台灣的趨向，與堅持一黨專政、亞洲價值、開發獨裁的模式大異其趣。由此創造的民主台灣，就是民主陣營在亞洲擴大民主價值的最佳戰略灘頭堡。對台灣，這是眼光獨到的「亞洲的智略」。
從個人自由意志、基層民主著手，指向民主社會的完成，是台灣生命共同體不落於集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免疫系統。自由民主社會本身，只有從對個人的肯定開始。集合自由意志的個人，才能凝聚起生命共同體。這種有機的集合，就是社會學家宋巴特所強調的：其各組成份子不只共同為了一個整體，而且也為了各自的存在；各為一己存在，又互相依存；在互為目的中成為總體。
「新時代台灣人」論述，由此在性質上躍升突破了過去基於地緣、血緣的分類，概括了民主政治的進取精神。這種論述點出我們在台灣相互依存的狀態，這無疑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最具有建設性的認同途徑。
唯有如此，才能以民主精神刨除深層的社會矛盾，讓「新時代台灣人」在健康的土壤紮根、成長、茁壯，完成一個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社會，讓台灣社會真正轉變為成熟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虛構
「經營大台灣」的行動實踐，便是「新時代台灣人」概念動態形成的歷史動線，也是「新時代台灣人」賡續先人移民來台建立家園的使命。在我們的認知地圖裡，必須把台灣從過去的邊陲，拿到中心位置，以此觀照我們周遭的世界。換言之，便是自覺擺脫他人所設定，把台灣附屬化的虛構，確立台灣作為主體的自我肯定。
我們認為，台灣必須開創新文化。台灣在近代世界史的發展中，處於四方交會的位置，這種條件固然是台灣曾經一再受外來政權染指，但同時也使台灣成為東方和西方、大陸和海洋交流的介面，尤其是讓台灣在民主與封建的激盪中首當其衝。凡此都為台灣縮短現代化路程，開創民主新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多元激素。
面對台灣的未來，我們不能以主觀抽象模式進行思考。在建立「新時代台灣人」論述時，必須遵守客觀理性的規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是歷史演進形成的特定場所，也是我們自歷史承擔的不可逃避的生存空間。關於這一點，台灣人有其悲哀。從來不曾統治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是建立在虛幻不實的中華民族概念，以及瞞天過海的歷史剪接的錯誤結論。
一六二四年，荷蘭佔領南台灣部分地區。
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佔領北台灣部分地區。
一六四二年，荷蘭在台灣戰勝西班牙，成為台灣唯一的統治者。
一六六二年，明朝已亡卻打著反清復明號召的鄭成功集團，迫使荷蘭勢力退出台灣。
而後橫跨西伯利亞、蒙古、中亞、新疆、西藏等地的清國，一六四四年併吞了中國，一六八四年併吞了台灣。當時，台灣是清國的一部份，中國也是清國的一部份。
一八九五年，清國將台灣永遠割讓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一部份。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軍投降，盟軍指派國民黨軍隊負責到台灣受降，這是委託性質的軍事佔領。
一九五一年簽署、一九五二年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但未對台灣主權歸屬做出決定。
自此，「台灣主權未定」，直到今天。
在歷史上，台灣在一六八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的二百餘年期間，曾經與中國同為清國的一部份，之後早已分道揚鑣。如果這樣的關係，可以牽強成「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接枝到「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那麼，真正統治過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日本豈不更有理由宣稱：「台灣自古即屬於西班牙」、「台灣自古即屬於荷蘭」、「台灣自古即屬於日本」。如果這些是可笑的假設，中國的說法也同屬荒謬。
所以，兩國論，一邊一國，誰曰不然？
寧靜革命的新民主道路
台灣從未屬於中國，因此，我們就需要一個民族論述，去抵抗中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嗎？
不。在民主主義成為世界潮流，而且台灣已經通過民主改革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沒有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理由，還要走回「民族國家」的建國道路。台灣威權時代所遺留的問題，十多年來逐步通過民主的「寧靜革命」方式解決了。民主的「寧靜革命」也證實比脫殖民化的「台灣民族運動」論述更為有效，更合乎台灣的歷史正向演進。
一言以蔽之，台灣人民的共同體意識，必須是民主的，不是民族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抗衡，力量懸殊的對比立即顯現。然而，「民主台灣」與「封建中國」抗衡，就不只是小國面對大國的無力了。
「新時代台灣人」論述的內涵，與「民族運動」或「民族國家運動」大異其趣，它指涉的是民主社會裡具有公民意識的國民的總稱。就像在民主高度成熟的美國，沒有人會多此一舉談論所謂的「美國民族」，台灣今天不需要再去建構「台灣民族」，當然更不可能去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恰好相反，我們只能思索像「美國人」一樣的「新時代台灣人」概念，以呈現其組成成員為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社會中的有機體，我們是處於一種自由結合的狀態，而結合的分子鍵就是民主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公民是基於對民主理念的服膺而選擇共同生活於此地的，不是以地緣或血緣等非民主因素隨機湊合的。
這種思路，將地緣、血緣因素，涵融於「新時代台灣人」的構成要素之內。同時，從「行動者」的社會實踐角度，來重省台灣歷史的真實。
因此，我們對於台灣不同階段的歷史過程和推動力量，包括被殖民經驗，既要有批判，也要有超越悲情的肯定，因為那些都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的構成要素。全盤予以否定或誤解其動力根源，必然無法全面掌握台灣這個場所作為歷史主體的總體事實，從而在沙灘上建立禁不起考驗的論述堡壘。下面的一些腳蹤，是台灣的歷史積澱，也是導引未來的基礎，新時代台灣人不能不認識：
「荷蘭在一六二六年到一六六二年的治台期間，留下很多東西。」
「清國的劉銘傳對台灣的建設也是功不可沒。」
「日據時代，到了第四、五任總督，開始經營台灣。」
「一九五○年以後，台灣接受美援，開始另一階段的發展。」
揚棄被宰制的漂流意識
與「台灣民族」不同，「新時代台灣人」不是為政治人種學的繁雜科目增加新品種，而是標誌實際生活於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自覺從事心靈改革、意識更新、思想轉變的主體覺醒。
登輝首先掌握到的是「人的改造」之重要性。在台灣終戰五十一週年時，特別提出了「心靈改造工程」，希望以「人」為起點，進行教育改革、社會改造、行政革新、文化提升等措施，以期健全社會架構，彰顯社會公義，重建社會倫理，最終目的是重現充滿人文關懷的和諧社會。而「激發國民內心的覺醒，產生對這一塊土地的責任感，凝聚為共同福祉奮鬥的信心和意志」，便是「新時代台灣人」的操作型定義。
如同聖經加拉太書和歌林多後書中保羅所說的：「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現在活的，不再是我，乃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以及「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可以說，創造新的社會，就是創造新的人。
「新時代台灣人」，要先釐清真實歷史，才能正確把握現在，有信心地面向未來。我們反對刻板地以來台先後作為判別台灣人的標準，而以認同這塊土地，維護台灣優先，認同民主價值，來定義「新時代台灣人」。
這種論述方式，截然不同於把台灣人民作為盲目湊合的集體，似乎理性的結果可以從非理性的條件推論出來一樣。所以，各族原住民、明清時代渡海來台的閩客移民、一九四九年前後來台的軍民，都是因為投置在此經營理想家園，對生活目標擁有主觀理性欲求，其最起碼的共同點是追求自由的意志，經過融合凝聚而逐漸形成台灣意識的。我們在台灣這個場所的主體實踐，都已為「新時代台灣人」提供元素。我們之能夠形成「新時代台灣人」，絕對不是不由自主的宿命歸宿。
中村雄二郎有這樣的思考：如果我們能夠脫離被過去或自然條件所束縛的生活方式，實存地活下去，我們每個人就可以藉自由選擇自己，自由地賦予「對象」意義；可以在知覺中自由選擇世界。
「新時代台灣人」必須超越被宰制的漂流意識，對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給予肯定。
除污名化的人格復原
具有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成員組成的「新時代台灣人」，不用依人口比例作主從之別。目前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主要是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各族原住民加起來約四成。但是，「新時代台灣人」論述，並不以人口佔多數的族群為主建構「台灣民族」，而是一視同仁地平等看待所有成員的公民身份。因為，所有公民所擁有的不同背景所組成的多元圖像，以及不同經驗相互激盪所增強的生活韌勁，正是「新時代台灣人」論述內涵豐富、充滿生機的核心所在，也是台灣未來存在著無限可能性的源頭活水。
一九九六年底，「國家發展會議」在總統大選後召開，朝野政黨獲致「精省」的共識。隔年七月，國大修憲通過凍結省自治選舉。一九九八年底，立法院通過「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這項「政府再造」工作，同時也打破了中國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虛構，把台灣的主體性進一步顯豁出來。
「精省」的過程，曾經出現囿於本位主義的反彈，但是正反雙方辯論的過程，反而使更多人從台灣主體的角度，來審視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劃時代工程。台灣就是台灣，不必用台灣省自欺欺人。
一個虛構的結束，還原了真實與現實，使我們清楚認識到自己的處境。真實只有一個：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意識不再是移民社會無助的寄託，而是具體生活經驗激發的家園意識，它呼籲我們以當家作主的責任感、創造力，迎向未來。
「新時代台灣人」還包括「除污名化」的嚴肅意涵。過去的政治論述，帶有成見地扭曲各族原住民及其文化的本有價值，將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污名」加諸原住民整體之上。一九九四年，「原住民」名稱首次取代過去官方習用的「山地同胞」，後來更以「原住民」為名定位於憲法之上。已經消失的平埔族，則在歷史考掘下恢復愈來愈清晰的身影，要求我們思考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台灣在早期歷史早已有過卻遭到遺忘的族群混合。這個復原過程提醒我們，不同背景的台灣人民彼此支持，互相調適，建立豐富多元的民主社會，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的應有之義。
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另一個受到重視和討論的，是本省／外省的對立提法。其原因，是多年來對於二二八事件不無偏頗的論述建構。一些人把造成二二八事件歷史悲劇的責任，過度地擴大到所有的外省人身上。雖然這與數十年來威權政體下的權力壟斷不無關聯，但即使經過了十多年來的民主洗禮，這種偏見還是隱約可見。
歷史傷痕終需療癒。登輝以同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身份，代表政府向全民道歉，並呼籲大家以愛心與寬容走出陰影，化解心結，互信互愛，將歷史當作可供反省的一面鏡子。
二二八紀念碑不是悲情的哭牆，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心靈重建、人格復原的起點。二二八紀念碑像一座歷史的警鐘，時時提醒我們跨越悲情，時時告誡我們彼此疼惜，以開放的胸襟，共同經營新時代的台灣，凝聚成生命感通的共同體。未來的台灣，應是多族群、同命運的新時代。
「本省人」要體諒「外省人」被驅離中國的生存焦慮；「外省人」要體諒「本省人」在歷史中形成的主體意志。
在這個健康的族群關係認識上，我們才能夠冷靜承認，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不論先來後到，大家身為移民，都在台灣的歷史場景佔有同樣重要的位置。這種認識與對待歷史上的被殖民經驗是一致的。
移民與殖民的辯證過程
事實上，台灣的歷史，乃是移民與殖民的辯證過程。
台灣雖然孤立海上，但來自南島語系的各族原住民早就安居於此，開啟遠古文化；明清時代，陸續有沿海人民冒險渡海來台開墾，翻開台灣發展的新頁；一九四九年前後，百餘萬軍民來到台灣，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也為台灣注入了新血。
另一方面，三百年來經過西班牙、荷蘭、鄭氏、清國、日本的墾殖，台灣早已面向世界朝多樣薈萃的方向前進。西班牙、荷蘭的統治，引領台灣迎向大航海時代。日本半個世紀的統治，使台灣得以間接吸納歐美現代文明。凡此，都使台灣領先中國，進入二十世紀世界文明的輻射範圍。最近半個世紀，台灣更因與西方民主世界的密切連結，直接受到歐風美雨的薰陶。被殖民經驗是來自各地移民的無奈，但意外造成台灣兼容並蓄，向現代世界敞開。
結果，台灣變成一個「世界島」。
他鄉早已成為故鄉
今天，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成長，利益休戚與共的我們，都是承擔這些歷史遺緒的「新時代台灣人」，也都是對台灣未來負有責任的主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一切，有著不可拋卸的繼承義務，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榮辱與共的開創責任。開創台灣更大的生存空間，是每一個突破地緣、血緣定義的「新時代台灣人」無可旁貸的使命。
將近半個世紀，台灣以經濟奇蹟和政治成就，締造了第一階段的台灣經驗。十多年來的民主改革，理順了各種歷史殘留課題。現在我們正以有利的基礎邁向第二階段的台灣經驗，也就是深化民主，更深層地觸動國家與社會的轉變。
對所有的台灣人民而言，台灣早已從他鄉變成故鄉了。
今天是我們走出悲情，攜手同心，徹底融合，經營台灣，開啟新局的良機。台灣能不能順利成為民主正常國家，躋身新世紀的一流國家之林，端賴「新時代台灣人」意識的強化，確保台灣的國家進步擁有豐沛的動能。
唯其如此，國民的台灣意識越強越好。
唯其如此，我們要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奮鬥意志。
社會主流民意的轉變，在一九九六年登輝以百分之五十四的選票當選表露無遺。這項支持結構顯示，認同台灣的社會基礎，早已超越傳統政黨的藩籬。
二○○○年與二○○四年，陳水扁總統的當選與連任，證明認同台灣愈益根深柢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形塑，奠定不可扭轉的現實基礎。
十餘年來，從「認同台灣」出發的政策，在民意催促下一一推出。
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取代七七事變紀念日和九一八事變紀念日。
身份證登記以「出生地」取代「本籍」，標誌著人們生活的社區，取代隔閡的原鄉祖籍。
中小學增加母語教學和認識台灣課程，是對歷史偏頗現象的必要矯正。我們的下一代，當然要認識自己生長的地方，瞭解有關鄉土的一切，以培養對鄉土的關懷、情感與責任。
高中國文課程減少文言文比例，以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既是為了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也是擺脫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魔咒。
國家考試的本國史地，當然是指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與地理，這在任何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
至於每個人都在使用的鈔票，二○○○年之後開始增加本土色彩。
一九九四年，登輝對司馬遼太郎說：「現在鄉土教育增加了，我們要從國民小學教育裡，多加一些台灣的歷史、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台灣的事而盡教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德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能再度復興，基層教師加強鄉土教學的貢獻，令人印象深刻。反觀終戰以來台灣的教育，從日本皇民化轉到大中華民族主義，外來政權不同，非主體化則一。
如今，要改變這一切已屬遲來的矯正，但是，極少數人依舊以虛幻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抗拒以台灣為主體所做的歷史還原。這樣的偏執，是台灣的傷害，更是個人的迷惘。
教育內容改革，不能帶著有色眼鏡批評為去中國化。這是長期忽視本土文化的合理矯正，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多元並存的現代文化環境，將各種文化編織成未來台灣的文化錦繡。
台灣是「民主人」的共和國
「新時代台灣人」建構的以台灣為主體的新社會，在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架構下，應採取什麼社會實踐的內容，非常重要。
民主改革奠定的新秩序逐漸穩定，民主政治的運作日益改進，政府就應以建立公平正義的新社會為總目標。因此，為政者要主要深入社會底層，關注老幼、婦女、榮民、勞工、農漁民、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並且要求行政部門擬訂具體政策，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然而，我們也不能停留在社會福利或純經濟層面。
民主改革實現「主權在民」政治理想後，大家能無階級之分地享有國家主人的地位，是我們國家必須達到的目標。然而，在台灣的各個社會角落，許多人仍未享受到第一階段台灣經驗的建設成果，在經濟的劣勢之外，他們的社會身份也與民主政治下的公民身份不相稱。
「富裕的國家、貧窮的頭家」，是台灣民主社會所不容的。因此，我們要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發展立定目標，把政治權利延伸到社會權利，讓所有公民都具備起碼或更好的生活安全和人性尊嚴。
當今台灣，在歷史結構和現實操作的交互作用下，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已成為必然的趨勢。經濟體制應該完善資本主義法制，讓市場依自由經濟的原則運作，以期台灣經濟與全球經濟結為一體。
但經驗也顯示，如果缺乏充分的社會公平正義，資本主義的運作極有可能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資本過度集中，窮人不得翻身，會傷害到在民主政治下作為平等個體的總體自由與參與機會。
「一邊是最現代化的摩登大樓，一邊是殘破不堪的屋舍，這種都市景觀實在極不相稱，在政府做事的人，看到這種情形，都應該感到慚愧。」
台灣社會中，如果許多人手中有選票，口袋沒鈔票，他們的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不能兼而有之，必然會損害成熟中的台灣民主。為了經濟所得，出賣政治權利，例如賄選，更會形成台灣民主的致命傷。
在資本主義下，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辯證統合，便是經濟民主。透過經濟民主，建立「慈悲的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以及有效地進行財富重分配，防止資本過度集中而形成寡頭資本主義，從而形成惡質的金權政治，是台灣的迫切課題。
資本主義的經濟，非常容易衍生弊病，導致自我毀滅的災難，就像馬克斯早已警告的。所以，經濟不能變成野放的牧場，公平正義一定要貫徹，因為，這是人性尊嚴的問題，不只是抽象的信念。台灣不僅要成為「民主」的共和國，更要成為「民主人」的共和國。
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結論
一九九四年，一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感嘆，引起國內外一些人的圍剿。這種不能體會台灣人民歷史創傷的二度傷害，更有力地成為另一個無奈的註腳：「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但，感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不只一人，夾帶著政治攻擊的莫名毀謗，觸動台灣人民的同情共鳴如洪水般宣洩而出。
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記載著摩西領導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統治，進入西奈曠野，向神應允賜給他們為業的迦南前進，並且與神約定，建立新的美麗家園的歷史行動。
登輝曾饒富深意地對司馬遼太郎談起這個聖經典故。不料，有些人竟然惡意批評這是「要充當聖經中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及建立新國家的摩西」。「出埃及記」與「台灣獨立」，便被庸俗地被政治鉛筆劃上等號。
那些人無疑都犯了從哈哈鏡看事物的錯誤，他們對出埃及記的神學脈絡缺乏瞭解。其實，出埃及記的核心思想，不僅在前部分脫離埃及人統治的敘述，更在於後半部以色列人當家作主之後，以主體身份建構進步文明的實踐過程。而這正是「新時代台灣人」當前處境最貼切的寫照。
「新時代台灣人」的「時代性」，在於對歷史脈搏的即時掌握。
歷史已經向「新時代台灣人」提出課題，要求我們完成不同階段來台先人的理想，以民主時代呼喚的新思維、新活力，共同在這承擔自先人的場所，建造公平正義的民主社會，和諧美麗的自由家園。
我們二千三百萬人，不分來台先後，都應毫不遲疑地認同這塊土地，並且把台灣意識逐步化為實體，也就是依照國際人權標準，自由決定我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命運一體，生命感通，就是台灣迎向新希望，邁向新世紀的保證。
所以說，「新時代台灣人」就是我們共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