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學校「探索自我、發現台灣」2010暑期青獅營世代對話

李登輝學校「探索自我、發現台灣」2010暑期青獅營世代對話致詞稿
超越自我,認同台灣
2010年8月24日 李登輝

今天,李登輝學校舉辦二○一○暑期青獅營世代對話活動,登輝有機會和各位同學見面談話,覺得非常愉快。今天要和各位講話的內容,是根據此次活動的精神來擬定的,題目是「超越自我,認同台灣」。

現在八十九歲的我,在人生過程上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路程。在政治上,担任了重要的職位(總統),在學術上也得到了幾個榮譽博士,對自己、對國家已都有所交代。我以一個平凡的基督徒,得以領受聖靈如此賜福,內心雖然已經滿足;但是說實在的,心中仍有許多特別的感受。人世間所經歷的歷史過程,都是因為「我」而起。也因為「我」而衍生發展,甚至產生影響,因此「我」的存在,究竟由什麼元素組合而成,值得探討。

第一、 超越自我

十九世紀開始,哲學認識論,開始對自我有探討,但,其理論方式甚大的變化,在台灣的政治過渡期,應有深入的研議。「自我」是人的原點,更是群體發展的基礎。要明確的形成自我意識,就必須將周遭的事物以自我為中心加以配置,同時也把他人配置在自我中心之內,如此即是開始意識到他人和自己。通常會想要抑制或放棄這種意識,但不容易脫離這種意識獲得自由。自我的覺醒更會意識到他人和自己;所謂對他人意識自己,首先就要關心他人,自己也同時受制於他人。如何擺脫這種受制於他人的情況呢?雖然,可以不理會他人怎樣想,然而只要自己內心作出決定「我就是我」便可以。

自覺就是主體自我的確立。我—亦即主體的自我,已優先於一切而確實存在,也就是「我在」。

主體的自我在理論上可以確立時,我們眼前有廣大的自由領域中,也隨之將世界一分為二地展開。因為依據與意識作用結合的自我主體的思考方式而言,思考將純粹成為精神上的主動作用,在此精神與物體清楚區別,免受支配物質界之因果控制,這種自由是精神的自由。總之,主體的自我是與物質區別的自由精神。
精神與物質是理所當然的對立語,或相反的概念。

這是貫穿近代世界,支配了近代世界的想法。這種二元論因精神與物體之成立原理不是同時,支配自然界之因果性及決定論,對精神也就力有未逮。

對人類而言,所謂實存就是存在於這個世界,而在完全自由中選擇自己、塑造自己。我們每個人都生於某特定的歷史性、社會性環境中,也在其中成長,因此是被制約的。然而,實存的生活是指,即便在這種制約下也不為所囚,能完全自由行動;站在實存的立場時,所有的事物,都不是本質先於存在,而是「存在」先於本質;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自由地我在,故我思」。我們為了在現實的世界中更具體定位實存的主體,使之發生作用,就必須與這既成之意義層次,例如習慣、秩序、學校、公所、街頭的標識等環境連結上關係。構成此一層次的,既不是作為意識主體之自我(我),也不是物質(物),而是我們的共同主觀(我們)。由共同主觀形成繼承的意識層次,在我們人類,是以語言為媒介形成、承受;甚至可以說,共同主觀是語言結合我們建立共同關係。共同主觀包含「思考之主體」,也回復為「說話之主體」。

對「自我」認識清楚之後,等同對個人的「生命意義」或「人生價值」有了深刻而明確的了解。在幻化無常的人生旅途中,就更能堅守信念,不會迷失方向;在各種崎嶇艱難考驗中,就更能屹立不搖,把握自己,奮發前進。

人是非常好奇的生物,心內常想要得到絕對的追求。這就是人要有形而上的、內心的意識,即神與人之間價值的存在。現在就以上的事項為前提,來談談我是怎麼樣去探索「自我」的經驗。

在我人生當中,有兩件大事情,從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存在我心裡。一項是自我問題,另一項是死亡問題。早熟的我,受環境影響,很早即有自我意識,迫切的求知欲望。也因為這個緣故,在我求學過程中,就廣泛閱讀了許多東西方的各類書籍。知識的增加,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愈來愈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在徹底的自我覺醒之後,內心有很大的矛盾發生,內心接著產生「人怎會這樣?」、「人是什麼?」,或者是「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因此,當時常常通過坐禪和苦行的方法,想要「自我克制」,希望能夠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主觀的唯心論。(精神上的價值)

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為人處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煩惱也自然能消除。為了消除自我,中學時代,每天起床,便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願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意做的事。凡能訓練克服自己功夫的事,我都願意設法嘗試。在差不多同一時候,我祖母過世,於是開始針對死亡這個課題有深入煩惱,並且想要徹底的領會:死亡到底是什麼?人死了之後,又會如何?哲學思考方面,在台北高校時,就非常認真思考這些事情。透過很多的哲學書籍研究思考後,終於徹底了悟「死亡是什麼」的意義。我了解死亡本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如何活下去」的問題。換句話說,死亡指生命的死,這是自然的過程。是在生命的限度中完成自我實現,這是在世界中追求自我定位的問題。

對我來說,人生並沒有來世,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有些宗教所謂的人生輪迴說法,我想只是另一種自我滿足的想法而已。

事實上,應該加以肯定的是「有意義的生」。譬如說,德國大文學家哥德,不只在浮士德大作中,包括西東詩集也提到更簡捷、更直接了當的「死而成就」的觀念。也就是有自我的死,就是超越自我,才能產生真正有肯定意義的生。因為「生」和「死」經常具有表裡一體的關係。一切的原點都是哲學,也就是從「人是什麼?」這點出發。從「人是什麼?」或「我是誰?」這個哲學式的問題出發,進行自我啟發而完成人格與思想塑造。要了解自我的「死」,就是超越自我,才能產生真正具有肯定意義的「生」。存在主義式的敞開,起點在於追問「人是什麼?」在這個追問本質的過程中,人斷裂地超越自我,投向更高的可能性。自我的自然生命,在自我否定中,邁向超自然的「超我」(不是我的我),唯有如此,才能從虛無到達存在的境域,完成人置身世界卻超越世界的昇華。

現實地看,我提出「我是『不是我的我』」,不只解釋作為自己行動指針的思想基礎,也企圖為改造台灣人的心靈狀態(心靈改革)提出綱領。已經擁有自由的台灣人要擺脫再次失去自由的惡夢,不能只靠形式上的民主實踐。台灣人要走出舊的歷史,從而開啟未來的歷史,必須要在民主實踐的同時進行內在更新,勇敢地從事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反之,所謂的「維持現狀」,等於是無限期地延擱自己的內在求索,以閉瑣的心態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隨意漂流。這絕非當家作主應有的認識。

第二、 認同台灣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就像之前的經濟奇蹟一樣,引起世人的矚目。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本人領導國民黨執政,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尊重主流民意的意志,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主張改革,所以朝野兩黨雖然存有競爭關係,但在改革方面往往並肩合作。經過銳意改革,威權統治逐漸解體,民主之路蔚為康莊大道。至於一九四○年代所形成的族群矛盾,也在民主化的調和下逐漸溶解。

二○○○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獲勝。不過,勝選的民進黨,在國會面臨「朝小野大」的困境,政策常受在野黨的杯葛。此外,民進黨施政經驗尚未成熟,包容心胸也不足夠,導致朝野惡鬥,並重燃族群矛盾之火。令人遺憾的是,族群矛盾在新的政治生態之下,加上中國的統戰分化,惡化為國家認同的衝突。為此,本人提出了以民主精神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年輻射範圍涵蓋到台灣來。我們接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洗禮後,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雖然社會緊張甚至衝突在所難免。台灣的民主成就,引起研究此一議題的杭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重視。不過,就像杭廷頓教授當年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觀察,在「第三波」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此一帆風順成為完全民主國家。他曾經舉「自由之家」所做的「自由的比較調查」說:世界有一百一十四個國家被認定為民主國家,然而這些國家中有三十七個被歸類為部分自由的國家。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已經面臨進行整編及鞏固成果的課題。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威脅從何而來?據杭廷頓教授分析,那些威脅首先可能來自民主化過程的參與者,其次是具有明顯反民主之意識形態的政黨或政治運動贏得選舉,第三是行政部門的擅權,最後一個是政府毫不遲疑地剝奪人民的政治權與自由權。當然,以上的分析是概括性的結論,這些原則要運用到個別國家,必須檢討其具體的情形。

台灣有些政黨的確具有「反民主」的意識形態,他們以意識形態取代人民的自由選擇。令台灣人民覺得悲哀的是,這個具有「反民主」意識型態的政黨,在失去政權後,隔了八年又重新取得政權。執政二年來,對外,主張兩岸關係高於外交,同時認同「一個中國」;積極配合中國弱化台灣主體意識,如溫水煮青蛙式的一步一步將台灣逼向「終極統一」道路。對內,多項施政行為,我行我素,不把民意當一回事,作風非常的「反民主」,行徑符合前面提過的杭廷頓教授第二點民主威脅論。當前台灣最嚴重的問題是,中國一直企圖併吞台灣。在這種內外的相互作用之下,台灣的國家認同遂變得複雜紛亂。說清楚一點,就是台灣國家面臨存亡危機。

在亞洲,有些被視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其領導人依舊抱持亞洲價值的觀念,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亞洲的傳統並非一無可取,但是這些國家的政治操作證明,標舉悖離民主的所謂亞洲價值,已經為該國走向完全民主國家,造成嚴重的干擾。幸而,台灣的儒家傳統並不深厚,此一問題未曾發生。當前,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應先徹底解決者仍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

各種調查資料顯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是台灣社會在民主中融合的寫照。遺憾的是,被多數選民淘汰的政客,用政治手段撕裂社會和諧,在國家認同上挑撥是非。他們想利用威權時代用來鞏固政權的大中國意識,顛覆已經民主化、本土化的現代台灣。今天,他們最大的奧援並非國內的選民,而是對岸中國的霸權論述、軍事恫嚇及經濟統戰。不可諱言,中國的總體國力仍在成長,這種「引清兵入關」(木馬屠城)的聯共制台行徑,加深了台灣的危機。

台灣人民要克服這個挑戰,首要之務是強化對台灣的認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五十年前的台灣人民,五十年後的台灣人民,之間起了截然不同的「質變」。過去,在外來政權的洗腦灌輸下,許多台灣人民不由自主地自認是「中國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覺悟到,那根本是不符歷史與現實的虛構。實際上,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也經常追問自己:我是誰?我們是誰?杭廷頓教授的新書「WHO ARE WE」也提到,目前許多國家都面臨認同的問題,雖然其形式與內容各有差異,台灣則正處於國家認同的崩解與重構(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有哲學省思,並且積極予以實踐。從「我是不是我的我」為出發點,每一個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從內在進行更新,以新的生命內涵實踐「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Umwertung aller werte),形成全體性的精神揚升與文明創新。由此成全的新時代台灣人,不難基於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結合,脫離被過去的虛構所束縛的狀態,對台灣這一塊民主實踐的土地產生堅定的認同。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才能以民主消解殘存的族群矛盾,讓「反民主」的政客無法為私利興風作浪,霸權的大中國主義的統戰也無法乘虛而入。

透過民主的途徑認同台灣,是台灣民主最有效的保障。跟某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類似,台灣近年也陷入民主頓挫的焦慮,這是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不可忽視的問題。未來,台灣在「第三波」取得的民主成果,會進一步鞏固,還是不幸走上倒退之路,在在攸關全球民主價值的擴展或退縮,值得大家密切注意。但我仍要樂觀地預測,台灣民主的威脅並不是致命的,只要我們對民主價值沒有失去信心,只要我們的民主運作不脫離常軌,只要我們的法治秩序有效健全起來,二千三百萬人終將把認同台灣視為理所當然。屆時,民主台灣將以更堅定的步伐,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最後成為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

敬祝大家健康快樂!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