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誰？新時代台灣人的道路

法蘭西學院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催生了「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揭櫫「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第一條)，「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託於國民」(第三條)。大家都知道，這個偉大的宣言確立了現代政治所遵循的人權與法治原則。法國大革命的波濤，二百年後沖激東方的福爾摩沙，一九八九年，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化時代，我們據以推動改革的基本信念，與「人民與公民權宣言」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就像之前的經濟奇蹟一樣，引起世人的矚目。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本人領導國民黨執政，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尊重主流民意的意志，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主張改革，所以朝野兩黨雖然存有競爭關係，但在改革方面往往並肩合作。經過銳毅改革，威權統治逐漸解體，民主之路蔚為康莊大道。至於一九四○年代所形成的族群矛盾，也在民主化的調和下逐漸溶解。

　　二OOO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獲勝。不過，勝選的民進黨，在國會面臨「朝小野大」的困境，政策常受在野黨的杯葛。此外，民進黨施政經驗尚未成熟，包容心胸也不足夠，導致朝野惡鬥，並重燃族群矛盾之火。令人遺憾的是，族群矛盾在新的政治生態之下，加上中國的統戰分化，惡化為國家認同的衝突。為此，本人提出了以民主精神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年輻射範圍涵蓋到台灣來。我們接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洗禮後，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雖然社會緊張甚至衝突在所難免。台灣的民主成就，引起研究此一議題的杭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重視。不過，就像杭廷頓教授當年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觀察，在「第三波」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此一帆風順成為完全民主國家。他曾經舉「自由之家」所做的「自由的比較調查」說：世界有一百一十四個國家被認定為民主國家，然而這些國家中有三十七個被歸類為部分自由的國家。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已經面臨進行整編及鞏固成果的課題。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威脅從何而來？據杭廷頓教授分析，那些威脅首先可能來自民主化過程的參與者，其次是具有明顯反民主之意識形態的政黨或政治運動贏得選舉，第三是行政部門的擅權，最後一個是政府毫不遲疑地剝奪人民的政治權與自由權。當然，以上的分析是概括性的結論，這些原則要運用到個別國家，必須檢討其具體的情形。

　　台灣有些政黨的確具有「反民主」的意識形態，他們以意識形態取代人民的自由選擇。但我要慶幸地說，這種政黨或政治勢力並沒有在台灣贏得政權。相反的，他們連續失去兩場總統大選，其意識形態的信仰者也逐漸減少。可是，台灣的國家處境畢竟不同，在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一直企圖併吞台灣，不斷動搖台灣的主體性。在這種內外的相互作用之下，台灣的國家認同遂變得複雜紛亂。

　　在亞洲，有些被視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其領導人依舊抱持亞洲價值的觀念，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亞洲的傳統並非一無可取，但是這些國家的政治操作證明，標舉背離民主的所謂亞洲價值，已經為該國走向完全民主國家，造成嚴重的干擾。幸而，台灣的儒家傳統並不深厚，此一問題未曾發生。當前，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應先徹底解決者仍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

　　各種調查資料顯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是台灣社會在民主中融合的寫照。遺憾的是，被多數選民淘汰的政客，用政治手段撕裂社會和諧，在國家認同上挑撥是非。他們想利用威權時代用來鞏固政權的大中國意識，顛覆已經民主化、本土化的現代台灣。今天，他們最大的奧援並非國內的選民，而是對岸中國的霸權論述、軍事恫嚇及經濟統戰。不可諱言，中國的總體國力仍在成長，這種「引清兵入關」(木馬屠城)的聯共制台行徑，加深了台灣的危機。

　　台灣人民要克服這個挑戰，首要之務是強化對台灣的認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五十年前的台灣人民，五十年後的台灣人民，之間起了截然不同的「質變」。過去，在外來政權的洗腦灌輸下，許多台灣人民不由自主地自認是「中國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覺悟到，那根本是不符歷史與現實的虛構。實際上，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也經常追問自己：我是誰？我們是誰？杭廷頓教授的新書「WHO ARE WE」也提到，目前許多國家都面臨認同的問題，雖然其形式與內容各有差異，台灣則正處於國家認同的崩解與重構(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在此，我願意陳述本人長期以來的思考。從十五、六歲開始，我就迫切思索自我與死亡兩個問題。我發現，要了解自我的「死」，才能產生真正具有肯定意義的「生」，至於自我「死」以後的我，就是自我提昇到存在的層次。從我作為基督徒的角度說，現在的我不是我，而是基督住在我裡面的我。正如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所說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裡活著。」最近我常說：我是「不是我的我」，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意即在此。

　　這種思考的淵源，是我年輕時閱讀的哲學著作。哲學家尼采有言：「現在最多慮的人總問：人如何可以自存呢？然而，查拉圖斯特拉卻是第一個且唯一一個在問：人如何可以超越？」哲學家海德格在研究尼采時指出，「尼采並不認為生命的本質在於自我保存(生存競爭)，而是在超出自身的提高中見出了生命的本質。因此，作為生命的條件，價值就必須被思考為那種東西，它承擔、促進和激發生命的提高」。

　　哲學家沙特則說：「人由於命定是自由的，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身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沙特提醒我們：「存在的東西只有當它向著將來被超越時才能獲得其意義。」如果要做出一個註腳，我會說：追求「不是我的我」，就是隨時把生命更高的可能性放到自己前面。

　　講到這裡，我不免想起康德三大批判所建立起來的哲學體系。康德哲學給我的啟發是：人類必須了解自己的有限性，如此才能兼顧自立性與積極性，讓人生變得更崇高、更可貴。如果再把思考提昇到整體的層次，康德所說的：「你應該這樣做，就是你的主觀原則常常能夠成為普遍法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結論。這個命題的現代詮釋，無疑是聯合國在一九六六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台灣人民應致力實現這些人權公約所界定的國際人權標準，這是台灣人民對自己、對世界文明的責任。

　　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有這些哲學省思，並且積極予以實踐。從「我是不是我的我」為出發點，每一個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從內在進行更新，以新的生命內涵實踐「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Umwertung aller werte)，形成全體性的精神揚升與文明創新。由此成全的新時代台灣人，不難基於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結合，脫離被過去的虛構所束縛的狀態，對台灣這一塊民主實踐的土地產生堅定的認同。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才能以民主消解殘存的族群矛盾，讓「反民主」的政客無法為私利興風作浪，霸權的大中國主義的統戰也無法乘虛而入。

　　透過民主的途徑認同台灣，是台灣民主最有效的保障。跟某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類似，台灣近年也陷入民主頓挫的焦慮，這是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不可忽視的問題。未來，台灣在「第三波」取得的民主成果，會進一步鞏固，還是不幸走上倒退之路，在在攸關全球民主價值的擴展或退縮，值得大家密切注意。但我仍要樂觀地預測，台灣民主的威脅並不是致命的，只要我們對民主價值沒有失去信心，只要我們的民主運作不脫離常軌，只要我們的法治秩序有效健全起來，二千三百萬人終將把認同台灣視為理所當然。屆時，民主台灣將以更堅定的步伐，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最後成為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