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存亡危機與拯救之道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第四次台灣李登輝學校研修團講義
2006年3月15日於渴望學習中心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第四次台灣李登輝學校研修團宇都宮團長、宇井副團長與各位團員：各位辛苦了，歡迎各位來到台灣參加這次研修活動。
各位都非常關心台灣的前途發展，而台灣近幾年來確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處境。所以今天特別要以「台灣存亡危機與拯救之道」為題提出報告，請大家指教。
五個問題
目前台灣究竟面臨了那些問題，依照個人長期觀察，歸納出五個問題：
第一、台灣民主化發展出現停滯狀況，是什麼時候開始停滯的？
第二、台灣目前面臨的危機，根本結構是什麼？最大危機在哪裡？
第三、危機結構之中的各種問題，如何面對？
第四、如何解除台灣存亡的危機？
第五、台灣政局該如何調整？
台灣目前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前面列出的四項，不過，解救台灣的存亡危機，方法應該有很多，我不想馬上講出自己的看法，不妨讓各位針對這個問題彼此討論，找出解決方案。
現在就以上五點問題，分別來探討
一、民主化的發展與停滯
台灣民主改革的成功和經濟驚人成長一樣，長期以來備受國際矚目，推動民主化過程中，我率領國民黨經營政府，傾聽民眾關於民主的聲音，尊重其主體意思，不斷推動改革，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主張改革，因此，朝野兩黨雖有競爭，但基本上就改革而言，目標一致。
而也因為全力投入改革有了成效，台灣威權政治體制解體，民主制度愈走愈穩健，一九四O年代以來持續緊張的族群問題，也隨著民主化逐漸解消。換言之，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為分界點，台灣已擺脫威權政治體制與威權主義，轉型為民主主義國家。二OOO年總統大選，在野的民進黨陳水扁候選人贏得總統大選，台灣民主發展，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這代表什麼意義？簡單講就是，政黨輪替代表台灣政治板塊滑移，也就是政治主導權從國民黨手中移到民進黨手中。政權和平移轉，這本身就代表台灣民主化進程，往前又走了一大步。總之，從一九九六年到二OOO年，台灣可說已完成民主化發展。只可惜，從二OOO年到二OO六年六年之間，民主化又停滯了。
民主化為什麼停滯，這是台灣陷入困境的關鍵問題。
二OOO年總統大選雖然陳水扁先生率領的民進黨取得政權，但因為國會沒有取得過半數席位，仍舊是少數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等在野黨占據國會多數，這是民主化停滯主要原因之一。同時，因為民進黨無法順利推動政策，國會運作狀況非常不順，結果竟導致民進黨連不需經過國會的事情都不敢做。我只能說，這是因為民進黨太缺乏執政經驗以及變通能力。
台灣實施總統制，總統大選獲勝的人就任之後，可說就掌握一切權力。但所謂政治畢竟還是必須協調，不能因為說掌握政權，就由執政黨控制一切。總之，權力必須分配，執政黨也必須釋出相當權力給在野黨。比如，我擔任總統時，民進黨財務困窘，連中央黨部的租金都付不出來，因此我推動修改法令，讓選舉得票率達到某門檻的政黨，可以獲得相當比例的補助金。由政府提供這方面的資金，制度建立，政黨運作就更加順暢了。
不過，變成執政黨之後，民進黨一再蠻幹，面對在野黨卻應對無方，手足失措，結果導致國會對立更嚴重。朝野政黨關係惡化，台灣特殊的族群問題就跑出來了，本省人與外省人，也就是較早住在台灣的民眾和戰後隨蔣介石總統一起來的族群之間，很遺憾地爆發了嚴重衝突。
這種族群矛盾在新政治體制與中國統戰搧風點火之下，進一步演變成國家認同的衝突，使得台灣民主發展從二OOO年之後，陷入停滯。其結果是，國會混亂、空轉，重要法案幾乎都無法過關。這個僵局當然必須打破，而這就是目前台灣所面對的挑戰。
針對這個問題，我為了建立台灣的國家認同，邀請諸多學者與專家集中半年深入研究，於二OO三年出版《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總目標》這本書，提供政府施政參考。這是社會學所謂的「率先提案」。
二、危機結構的分析
如何解決問題？前提是必須先進行結構分析。若無法清楚了解台灣民主化停滯問題內部結構，就不可能明確找到解決方法。
做法是，我們必須跳出來，隔開一定的距離之後再來反省台灣、觀察台灣，如此就能更清楚台灣存在的狀況。
我們不只叫做台灣，我們實質上更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但問題是，就法律面而言，我們真的已經是如假包換的國家了嗎？這就是問題所在。不待言，正如我們之前在《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總目標》之中所指出的，台灣其實並不是正常的國家。因為台灣本身沒有憲法，到現在還使用中華民國這樣的國號。所以，我們必須認真檢討這個問題，深入探討台灣民主化停滯這項危機背後的根本結構。
現在，台灣能否存在受到非常大的威脅。受到威脅的時候，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希望，而我一向認為，就台灣而言，「存在的問題」是特別重要的。我一向重視「存在」與「時間」這個觀念，不論個人個別的存在，還是國家的存在，同樣都有最高的價值，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抱持希望。但很可惜，今天的台灣我們每個人都逐漸失去存在、希望與價值。當存在陷入危機，我們就可能失去價值與希望，結果則是民心盡失，政黨支持率低落。
台灣最近舉行的幾項選舉，執政的民進黨持續落敗，其原因無非就是失去民心，支持率因此下降，進一步則導致台灣民主化無法推動，陷入停滯狀態。結果造成整個國家非常不安定，存在的危機更加嚴重。
一九七O年代中期開始勃興的全球民主化風潮，二十世紀末期終於擴及台灣。我們在這股民主風潮推擁之下，順利成為民主國家。過程中也有一些緊張與衝突，受到美國政治學者撒米耶爾.Ｐ.杭亭頓教授的注意。
杭亭頓教授認為，目前全球已有多達一一四個國家達成民主化，深入調查這些國家民眾的自由意識之後卻發現，其中三十七個國家只有部分自由，因此還是必須列入「不自由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已經結束的今天，之前所受第三波推動民主化風潮影響的結果，恐怕必須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於是，杭亭頓教授分析每年湧進多達數十萬新移民的美國，發現這個國家的民眾持續失去國家的統一感，美國人的國家自我認同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他將分析的結果寫成《Who are we？》(我們是誰？)。其結論是杭亭頓教授主張，美國應回歸央格魯撒克遜以及新教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
杭亭頓教授在《Who are we？》這本書中深入討論美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該如何解決內部多民族矛盾、衝突的問題，台灣其實也面臨相同的狀況。
阻礙台灣民主化進展的威脅來自何處？根據杭亭頓教授的分析：
第一是，是參與民主化過程的人開始反民主。完成民主化的人背判了民主。也就是，在野黨掌握政權之後開始腐敗。
第二是，抱持反民主主義的政黨以及政治運動，可能選舉獲勝。台灣某個反民主的保守政黨假如在選舉中獲勝，這個威脅就出現了。
第三是，行政部門濫用權力，包括民選首長一人集權，以行政命令進行統治，規避監督。
第四是，執政者剝奪人民的參政權與自由權。另外，獨裁資本的結構問題也會浮上檯面，台灣目前行政部門確實有這方面的問題。
總而言之，目前威脅台灣民主的狀況主要有上述四種。而杭亭頓教授指出，這四大問題其實也是，目前一一四個國家當初成為民主國家時，都遭遇過。
不過，杭亭頓教授表示，如此結論仍嫌籠統，也就是各國仍必須視其具體狀況，檢討、找出威脅民主發展的根本原因。以下探討阻礙台灣進一步民主化的原因。
台灣雖然獲得一些民主化成果，但是就現況而言，顯然已經出現紛歧，尤其對未來更是充滿變數。因為台灣有一個抱持反民主意識形態的老政黨國民黨，特別是以連戰前主席為核心的國民黨反台灣，卻和中國親密地握手。這個抱持反民主意識形態的政黨，總是利用人們選擇的自由，操控意識形態。所幸，過去連續兩次總統大選，這些反動派在總統大選連續落敗，未能取得政權。但如果接下來的二OO八年總統大選這個黨派獲勝，恐怕台灣就會再度被抱持反民主意識形態的政黨控制。
我個人認為，抱持這種信仰的人在台灣最好愈來愈少。不過，他們在選舉過程中還是會發揮很大的影響力甚至獲勝，這點不容忽略。
台灣的主體性眼前已經遭遇嚴重威脅，因為隔個海峽的中國大陸一直企圖併吞台灣，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我在之前撰寫的〈台灣海峽的和平與亞洲安全〉論文之中，清楚點出：「中國目前的國家政策就是併吞台灣，因為在共產黨的立場，併吞台灣是非做不可的事，為了追求國家統一，他們一定要這樣做」。中國更於二OO五年三月十四日制定「反國家分裂法」，作為主張侵略台灣的正當性。其實台灣自古不屬於中國，台灣與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毫無關係，這一點台灣必須加強向國際社會說明，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亞洲一些被認為是「第三民主國家」的國家執政者，仍然保持「亞洲的價值」。所謂「亞洲的價值」(Asian value)，簡單講就是一種帝制的統治架構，掌握政權的人，可以假藉莫須有的理由，實施獨裁統治，把國家當作囊中物，只照顧自己的家族與個人，卻忘了國家整體利益。不論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都用反民主主義的亞洲價值觀統治國家，而北韓問題最為嚴重。北韓不僅是共產國家，更稱不上是「亞洲價值」守護者，而是徹頭徹尾的非民主國家。
不過，我不會因此就認為亞洲傳統一無是處。我常說「日本是一個能追求進步並且同時維護傳統的國家」，也就是，日本在持續追求技術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並沒有忽略維護傳統。東京財團的日下公人理事長對此提出以下解釋，他認為主要是因為「日本人堅持道德…道德是泥土，日本經濟發展唯有在道德這樣的泥土上面才能成長茁壯」。
我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隔年一月二日曾經拜訪日本，當時的沿途見聞後來發表在《Voice》月刊（二oo五年三月號），題目是「日本的印象│我的感傷之旅」。這篇文章之中，我特別指出日本人在追求進步與維護傳統的過程中，堅持保有國家的品格與格調。從百貨公司、旅館到新幹線所呈現的服務品質，我們就可清楚發現，日本人具備了很強的「蓄積的經驗」，完全沒有失去作為日本特色的傳統。
最近日本數學家藤原正彥出版《國家的品格》一書，受到非常大的好評。藤原先生在書中強調，「日本人所擁有而外國人沒有的東西是什麼？我想就是”情緒”與”形”！」。他並且指出，作為日本特徵，也是我極度推崇的「武士道」這種日本精神，是以「情緒與形」作為最重要支撐力量。日本人擁有和美國與西洋「合理主義」略有差異的精神內涵與思想。可以說，美國等西洋國家是在合理主義基礎之上建構社會統一的。反之，日本不僅擁有合理主義，更具備武士道精神，因此能保護傳統，連年輕人也能確實地保持這樣的態度與原則。
正因為能維護傳統，日本形成了強而有力的道德體系。然後在道德這種堅實土壤之上發展經濟，終於有二十世紀的蓬勃發展。
日本人堅持道德與傳統這樣的土壤，其實也是和國際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關係密切。今天在全球化過程中，道德在兩方面造成很大的影響力，一種是國際媒體與溝通的層面(mass communication)，另一種是資金與資本方面。換言之，不論想法、思想還是資金的流動速度，都愈來愈快，在全世界各地迅速攪動、傳播。而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有能受信賴的國家。就技術而言，所謂「可信賴的國家」，其實就是指「有道德體系的國家」。因此，不論國際溝通或者資本的層面，信用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道德是最被重視的。
我過去之所以撰寫《武士道的解題》，和這組問題也有關連。主要是我認為，這組問題最關鍵的部分是傳統。就日本而言，就是關於情緒與形的維護。正如松尾芭蕉在《奧之細道》之中所展現的各種情緒，以及具有日本特色的美學觀念與思考，我想這就是日本精神特徵所在。
日本人似乎自古就深受儒教思想影響，但日本人的想法與精神內涵，事實上還是有些地方和儒教完全不同，例如生死的問題。儒教基本上不討論死亡這件事。反之，日本人比如山本常朝撰寫的《葉隱》就指出：「所謂武士道，就是尋死之道」。這句話非常有名，意思是武士道認為死亡是武士道成立的前提；堅持這個前提才能講如何提高精神品德，發揮武士道。日本精神的最重要基礎不是儒教的禮儀與勇氣或者忠義，而是武士道以及藤原先生所謂的「情緒與形」的內涵。
三、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以下將就外在原因、內在原因分別說明。
(一)外在原因－中國企圖併吞台灣的問題
導致台灣出現各種危機的主要因素，我想這些因素本身就是一組問題。所謂「主要因素」，就是目前正在發作的問題，而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首先，讓我們了解台灣的各種問題，主要分為兩大方面，一種是外在問題，一種是內在問題。
外在問題也就是國際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國企圖併吞台灣。中國為了併吞台灣，長期以來不斷從軍事、經濟與政治各層面施加壓力，台灣如何對應，便是問題所在。
比如，一九九五年我訪問美國康乃爾母校時，中國以進行軍事演習為名，對台灣近海發射彈道飛彈。然後隔年也就是總統大選之際，又再度發射飛彈，對台灣造成軍事威脅。
對此，我們所做的反應是，我在九六年總統選舉之際呼籲台灣選民，面對來自中國的這種外在威脅須注意兩件事情。一件是他們所發射的飛彈沒有裝置會爆炸的彈頭，而是裝計測器，因此不必害怕。我還告訴大家，我們擁有十八套劇本，可充分因應對方的挑戰。
我所謂的十八套劇本，就是在國家安全會議決議之下，行政院召開團結民眾、追求民主的會議，從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召開多達八次。我們考慮到，遭受中國威脅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是，民眾恐慌地進行擠兌。此時因應之道是，給予各銀行充分的存款準備金，讓銀行安心，民眾也不會擔憂。當時我責成中央銀行提撥五百億元的存款準備金。其次，為了避免股票市場受到干擾，我設立二千億元的股市安定基金。第三，我通知各國台灣航空的安全區域，也就是所謂的「航空管制區」範圍。亦即通告各國，讓各國民航公司知道中共飛彈可能經過的區域範圍。第四是糧食貯備問題，當時我下令相關單位貯存七個月份米糧。軍方的因應問題方面，我要求軍方實施「固本計畫」，建立能隨時有效反應、解決問題的機制。
一九九O年到九六年之間，我們針對中國建立、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情報與訊息，所以我們了解，中國對台灣發動飛彈試射及軍事演習，都只是心理作戰，目的是造成心理威脅，而不會發動武力作戰。因此，我方不必慌張地動員大規模部隊進行反應，否則反而造成民眾不安，社會大亂。總之，我們清楚中國的軍事演習只是心理作戰，但我們還是做好最萬全的準備，也就是在非常低調的情況下，我們有把握不論出現什麼狀況，都能加以解決。
針對個別問題，其實我們所擬定的劇本恐怕超過三十種。這些劇本我們都確實加以實行，因為必須某種程度地向民眾報告因應措施為何，所以，總統大選時我呼籲社會大眾「我們有十八套劇本，大家不用擔心！出來投票吧」。
從軍事、政治與經濟各層面判斷，中國想發動軍事戰爭併吞台灣的企圖，可以說漸漸已經變成不可能。因為我們有萬全準備，所以，長期以來對台灣叫囂威嚇的中國，開始改採「蘿蔔策略」，全力拉攏台商、台灣媒體，以及統派反對黨，用盡各種方法企圖控制、影響台灣的經濟與政治。
中國的最終目的是，二OO八年台灣總統大選由親中國的政黨獲勝。如此一來，中國就能控制台灣。如果中國能在一或二天之內佔領台灣，美國與日本來不及出手，中國就能對國際社會宣稱「這是國內戰爭，外國不可干預」。這就是中國的策略所在。
總之，台灣在軍事、政治與經濟方面，同時遭受中國嚴重威脅，我們必須有周全對策，讓中國了解武力攻打台灣不可能成功。只可惜，目前台灣執政當局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充分而有效的作為。
(二)內在原因－包括以下八個方面
１、軍事自衛不足
另外，內在問題方面，從美國購買武器也是困難重重，最近台灣政府編列軍事採購預算遭到在野黨阻撓，連美國方面也快要失去耐心。
過去我曾用超過十年的時間，要求美國賣給台灣八艘潛水艇。二OO一年喬治．布希取得政權的同時，立刻答應這項要求，但當時陳水扁政權卻反而默不吭聲。之後國會一度準備通過相關軍事採購預算，但因為看準民進黨二OO四年總統大選獲勝無望，加上中國背後扯後腿，結果這項預算至今尚未過關。
台灣真要維護自身的存在，就必須靠自己保護自己的安全。台灣不可完全依賴日本與美國，否則美國人會說，「你們台灣人都不保護自己，我們幹嘛犧牲自己的子弟保護你們」。而軍事上要自保，最重要的當然是必須購買足夠的武器。
過去曾發生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早期台灣從美國購得Ｆ16戰機時，當時日本社會黨主席土井多賀子 特地來台灣拜訪，建議台灣不要購買戰機。為此，我和她懇談二小時，針對土井女士質疑「台灣為何要製造戰機、購買戰機」，我的說明是「為了守護國家，這是總統的責任。自己的國家當然得自己保護，不是嗎？」。
當時台灣擁有的戰機是Ｆ５Ｅ，後來又加上Ｊ型與Ｇ型，分別是ＪＡＰＡＮ(日本)與ＧＥＲＭＡＮＹ(德國)淘汰機種，美國卻把它推銷給台灣。我剛就任總統那段時間，Ｆ５Ｅ幾乎每週都有一架墜毀，我就得一一去慰問遺族。那種無奈的心情我跟土井主席講，並且問她「閣下了解我這種心情嗎？保護人民與國家的戰鬥機駕駛員，每週死一個，如果你是台灣人，你會怎樣想？」、「但即使飛機老舊，我們還是得自己保護自己的國家」。經過這次對談，土井女士後來就不曾再來台灣了。
為了尋求軍事保護，確實必須購買足夠的武器。然而，現在台灣對外軍事採購幾乎被迫完全中止。比如，日本有四艘搭載神盾系統的艦艇，也就是所謂的「神盾艦」，可以保護日本不受彈道飛彈攻擊。神盾艦具有非常優越的對空戰鬥能力，堪稱是艦隊防空守護神，也是飛彈防衛方面最有效的「移動基地」。
但台灣只擁有愛國者飛彈基地，若要具備更充分的軍事自保能力，還是必須向美國購買神盾艦。只是，美國方面認為，太平洋艦隊要完全改變配備，得耗時八年，台灣若要使用神盾艦，也得等待八年。
２、國家自我認同的確立
第二大問題是國家認同也就是謂自我認同(Identification）的問題。針對這項問題，台灣人被詢問「你是哪裡的人」時，回答「我是台灣人」的，竟然只有五十幾％，過去最高也只有六○％而已。不過，最近這項比例好像又減少了。相對的，如果有人問日本人「你是哪裡的人？」，恐怕百分之百都會回答「我是日本人」。可見台灣人有嚴重的身分認同問題，甚至不太能夠確定自己是哪裡、哪個國家的人。
現在，在李登輝學校進行研修的台灣人，我特別要求他們必須好好認識台灣，加強對於「台灣」這個國家的自我認同。只是，這項工作要有良好成果，恐怕得再花點時間。
為什麼？主要是台灣在建構一個國家這件事情上面，還有一些不足之處。那就是，台灣尚不具備明顯可稱之為國家的架構。我在《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總目標》之中也指出，台灣最大的悲哀就是「國不成國」，也就是以台灣作為主體的國家認同仍有待確立。
許多人說，台灣實質上早就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法理方面可能還有一些問題。也就是，目前的癥結在於，台灣的實際狀況沒辦法在法理上面反映出來，也就是國家形成方面，架構上還不充分。
我們該如何讓台灣人建立台灣的自我認同？我想最關鍵的做法是推動民主化。推動民主化過程中，最後的結果我想就是，居住這個國家的民眾認同這個國家。也因此我在《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總目標》之中提到，應該透過制定新憲法的動作，確立台灣人對台灣這個國家的自我認同。
３、追求民主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族群對立
台灣即使到現在，民主化過程中產生的族群對立問題仍持續不斷。這種對立也可稱之為以國會為中心的「民主內戰」。這種對抗的背後因素，包含族群對立、權力爭奪以及反民主勢力與民主勢力的意識形態之爭。日本早期也曾出現激烈的左翼與右翼對抗，台灣也很類似，目前仍持續有內部意識形態之爭。
這種對抗之所以愈演愈烈，可說主要原因就是執政的民進黨經驗不足，沒辦法提出有效對策、化解衝突。民進黨在做什麼，我常有看不懂的感覺，正因為執政經驗不足以及包容力不夠，才使得問題惡化。
４、獨占資本主義
台灣目前獨占資本主義的問題相當嚴重，不論金融還是股票，以及國民黨執政時代國營企業、不當黨產的問題，都相當嚴重而且沒有良好的解決方法。其結果是，獨占資本主義盛行，台灣所得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問題更加惡化。
５、經濟空洞化
台灣目前投資中國的資金可能超過二千八百億美元，佔全球投資中國資金半數左右。換言之，台灣人每年所賺的錢之中，大約四到五％被拿到中國投資。日本雖然也有許多人前往美國投資，但佔國民所得比例只有O．五％以下。台灣大規模投資中國，結果就造成台灣商業運作邏輯的中國化。
現在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佔外銷產品三七％，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工業訂單幾乎都已經不在台灣製造，而是把工廠移到中國，從中國出貨。其結果是，台灣失業率愈來愈高，我擔任總統時失業率只有二．四％，現在竟然高達五．三％以上。
最近失業率似乎稍有下降，但這並不是因為台灣產業蓬勃發展，而是政府推出救濟政策，每年用約二百億元的預算，讓失業者參與公共事業或服務，藉此降低失業率。總之，一方面大量資金流到中國，導致失業率提高，台灣政府還得投入資金解決這個問題。
６、行政效率低落
為什麼會出現行政效率低落的問題？簡單講就是，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把黨內人士或與該黨友好人士安插到政府重要職位，官僚精英受到排擠或撤換，導致整個官僚系統爭功諉過、不願負責任。官員不願負責，行政效率當然降低，甚至造成貪污。然後，貪污又製造社會不公與民眾不滿。
台灣行政效率愈來愈低落，幾乎所有重大工程與計畫都籠罩貪污的陰影其中之一是新幹線相關的貪污，這方面的問題恐怕今後還會一一爆發。
７、永續發展
對於台灣而言，永續發展是非常重大的問題。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簡單講就是，長期以來台灣過度開發土地，沒有做好環保工作，土壤流失，下大雨就出現嚴重土石流，然後還有土壤破壞的問題，環境品質非常惡劣，這些都對台灣永續發展有非常不良的影響。
前述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國家自我認同的問題，最後也和永續發展關係密切。也就是，有國家認同的國民，按理說應該會保護環境，妥善規劃土地地用，做好永續經營的工作。
８、領導方式
台灣的國家領導形態過去偏重「亞洲價值型」，也就是實施皇帝型的領導方式，人民因此受到壓迫，如前述。類似皇帝的統治架構，掌握政權的人容易忘記「國家經營」這件大事，反而全力照顧自己的家族與自己，實施獨裁統治，這當然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追根究底，皇帝型領導方式並不適合作為台灣的統治形態。台灣終究還是得走民主路線，政府領導人的領導方式當然必須符合民主政治。
以上就是目前台灣主要問題群。其中當然也包含外交問題、文化問題與科學技術問題，但最重要的還是強化民主，往正常國家邁進這件事最為重要，也最迫切需要解決。
一個國家興衰的最主要要素就是，必須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明確的國家目標以及國民有自己的國家自我認同並且非常團結。這三項要素都非常重要。撰寫《國家興亡》一書的美國保羅．道格拉斯教授，後來以尼克森為題，寫了一本《領導人的條件》。同樣的，京都大學中西輝政教授以及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都有針對「國家領導人應扮演怎樣的角色」這個題材的著作，可見世界各國都重視國家領導人領導統馭能力的問題。
同樣的，我認為台灣目前政府領導統馭也出了問題。簡單講就是，政府領導人必須站在現代且合理主義的角度，同時必須重視傳統，落實施政。
四、問題的解決
前面提到的各項問題，如何才能解決？我們必須找出解決台灣存亡危機的方法，並且訂出優先順序。參加第三次台灣李登輝學校研修團的伊藤英樹先生，在〈台灣的法律地位〉序言「台灣不只事實上，法律上也是主權獨立國家│喚起台灣人自我認同的緊急建言」文章之中，提出幾個主要問題。首先是台灣今後何去何從？其次是台灣憲法該修訂或重新制定？以及台灣人如何提高自我認同等等，都有非常深入而精闢的看法。
就解決前述問題群的方法而言，加藤先生的看法相當值得參考，以下介紹部分加藤先生這篇「序言」的內容，全文請看附件。
以上是伊藤先生「序言」的全文，總言之，台灣雖然也希望日本政府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但問題是，台灣本身沒有努力建構、形成一個國家。這是非常基本、重大的問題，台灣政府卻沒有認真思考，如何讓台灣這個國家存在下去，如何保護這個國家生存。因此，如果此時我們要求日本等國家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就會導致各國質疑。
針對「如何建構台灣的法律地位」這個問題，伊藤先生也提出了詳細的方案建議。結論有兩個，其中之一是「不必重新制憲，只要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即可」。
我擔任總統期間，曾進行過六次修憲工作，其中問題最大的是第四條領土權限的問題。中華民國憲法針對領土範圍這個問題，在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土根據其固有疆域，非經國民大會決議不得變更」，但這項規定其實需要修正。為什麼？因為這裡所謂的「固有疆域」並不包含台灣，但卻包含中國大陸與蒙古。
因為是這樣奇怪的憲法，所以，我們一定要加以修改，讓它合乎台灣現狀。而且，台灣政府形態是要走內閣制還是總統制，也必須用修憲的方式加以解決。所有可能讓我們掉進陷阱、被中國併吞的憲法條文，都必須加以刪除。我擔任總統期間修憲多達六次，所以，我清楚了解，並不是完成修憲問題就完全解決。
因為台灣目前還面臨一個巨大問題，那就是，到今天為止我們都自稱為「中華民國」，那麼，是否可以改為「台灣」？這也是伊藤先生論文重要結論之一。也就是，目前台灣不論事實上還是法律上，都已經擁有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所以，我們應進行修憲，讓憲法和「台灣化」的實際狀況不再乖離。我的想法是，拯救台灣存亡危機許多事情必須做，其中最優先的應該是，鼓舞人民對這個國家的愛國心。為了確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我們必須全力營造、形成國家，然後在形成國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推動民主化。
就此而言，我個人認為，伊藤先生的思考可能還有不太成熟之處，不過，如果台灣要擬定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目標，我想，這還是不錯的提案。
五、政局的調整
眼前要拯救台灣，只能靠二OO八年的總統大選。日本許多重要人士也都非常關切，台灣二OO八年選舉的結果。就台灣現狀而言，二OO八年的總統大選不可走極端路線，也就是必須走中間路線，或是第三勢力。從台灣目前的狀況看，這種可能性是相當高的。
用英語講，就是所謂的The third power。英國首相布萊爾就是提出這條新的路線，才壓制工會影響力，讓英國勞動黨起死回生。所以，我想台灣不妨參考這種第三勢力(路線)，或許這就是調整台灣政局、解決台灣內部問題的方法。
這個問題其實也和日本政黨自民黨有關。小泉純一郎首相幾年來致力於調整日本派閥政治體制，這點也令我感到興趣。從田中角榮內閣以來，日本自民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都擺脫不了派閥控制，但小泉擺脫這種派閥政治體制，這當然是日本政治改革的一大步。日本在修憲以及教育方面也有各種問題，但小泉首相成功打破派閥政治體制、擺脫派閥政治這件事，相信未來對日本整體還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而所謂的打破派閥，就是第三勢力的新形式。
台灣為什麼會出現第三勢力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不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這幾年都持續產生內部分裂，因此，不論台灣未來應走的路還是政局調整方向，中間路線可說已經變成唯一的選擇。
就台灣政局調整與重組這個問題而言，日本與美國都不太了解目前台灣的狀況，也無法掌握未來趨勢，這兩個國家政府高層因而對此憂慮。所以，前面提到的第三勢力也就是中間路線的主張，確實是值得台灣參考。不過，實踐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但我想日本大概也會希望台灣往這個方向努力吧。
總之，我的結論是，台灣必須認真思考，備妥方案，努力擺脫政治對立，創造安定政局。這是我目前最大的希望，也是最關心的事情。今天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話說回來，其實我這些想法是在台灣李登輝學校研習團活動過程中第一次具體成型的，所以也希望各位全力深入研究。我更希望針對這個問題，不論台灣內部還是國際上，都有更多人加入討論。如此一來，我想台灣就能形成一個國家，而我們也要更努力大聲地說「我們是台灣人」。
謝謝各位。
＜附件＞伊藤英樹
台灣不只是事實上更是法律上的主權獨立國家，針對如何喚醒台灣人自我認同的一些急切建議。
「毎次有人問我是哪一國人的時候，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日本人」。對於日本人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日本」就是自己的國家。當然，也有一些腦筋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的日本人，會刻意強調「我是日本人，但我更是地球人與世界公民」(譯按：指親中國的左派人士)。
相反的，台灣人不只腦筋奇怪甚至非常聰明的人，都不太敢講自己的國家就是「台灣」。似乎是腦筋愈好的台灣人，愈會出現這樣的猶豫。為什麼呢？因為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台灣只是一個「島」，還不是一個「國家」。」這裡就留下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國家還尚未充分形成所導致的問題。
一、「台灣已經是事實上的主權獨立國家」這種「事實獨立說」的問題點
李登輝前總統過去訪問美國的時候，曾公開宣布「台灣已經是事實上主權獨立國家，所以不必另外宣佈獨立」。不只李登輝先生，許多台灣人都有這種想法，因此，媒體對於李先生在美國這番發言的解讀幾乎都是「李登輝已經放棄過去試圖發表獨立宣言的立場」，給予正面評價。不過在我看來，「台灣已經是事實上的獨立國家」這番話，其實隱含著非常大的問題。
其中之一是，所謂「台灣已經是事實上的主權獨立國家」，背後的意義是「台灣在法律上還不是主權獨立國家」。
如此認知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我想結果就是，一旦中國進攻台灣，台灣就沒辦法以國際法主權受侵害為由，請求國際社會提供救濟，中國也不必擔心被世界各國指控「侵害主權」。或許也有人會認為，這項主張不過是超越、脫離現實的「觀念論」而已，但現實上一旦中國真的進攻台灣，台灣能否活命，關鍵卻在這裡。因為世界各國在考慮伸出援手之前，即使他們認為中國不對，也會先找一些希望能讓自己不必介入的理由。」
伊藤先生在此指出，恐怕到時候不論美國政府還是日本政府，在此情況下是沒辦法介入台海、協助台灣的。換言之，台灣明明事實上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眼前卻還是有法理上的問題。除非我們能清楚顯示，就法理而言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否則還是可能導致以下的情況。
「另一個問題是，所謂「事實上的獨立」的「事實」，一點都不可靠。畢竟這裡的「事實」更具體地講，就是指「台灣經濟」與「台灣人意識」。但這兩種概念都很容易漂移、非常不穩定。
就經濟發展層面而言，中國經濟的力量與地位愈來愈重要，可能漸漸成為亞洲主導者。以日本為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已經到達警戒值，但要說問題嚴重，還無法與台灣相比。
二OO五年日本投資中國的資金預期只佔ＧＤＰ0.05％，台灣這部分卻高達４％。美國則是0.03％(黃天麟國策顧問提供)。
所以，可想而知未來台灣經濟的獨立性將會遭遇更嚴重威脅。那麼，「台灣人意識」又如何？目前，台灣民眾之中台灣人意識較強烈的民進黨等獨派人士，和中國人意識較強的國民黨等統派，激烈對抗。近年來台灣與中國的經濟一體性強化，台灣民眾的台灣人意識則反比例地降低。這方面香港以及許文龍先生(其真意如何不管)，就是最值得參考的例子。
若台灣人意識更淡化，可能還會引發更大規模的中國投資行動，造成台灣經濟與大陸經濟更一體化的惡性循環。
所以，依存於「事實」的獨立，確實不可靠。
二、為了成為法律上主權獨立國家的獨派論理盲點
前面提到，「台灣事實上已經是獨立國家」這種主張有所缺陷。可能也是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所以，台灣獨派人士為了建立追求法律上主權獨立國家的理論基礎，注意到近年來俄羅斯獨立而建立新法律主權國家的例子，發現其方法是，「先宣佈創設新國家，然後爭取國際社會承認」。
但我認為，台灣沒辦法完全把俄羅斯從蘇聯獨立出去的做法原封不動照抄。原因是，即便俄羅斯實際上所進行的是「部分國土進行獨立」，但根據國際法，主權國家可以針對試圖進行分離獨立的集團，以內亂鎮壓的名義進行武力內亂鎮壓。(比如一八七O年九州試圖宣布獨立之際，日本政府以武力鎮壓的行動就獲得國際法認同，國內法方面也適用內亂罪等刑法。)
這條路行不通。於是，獨派就打算否定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正當性。其原因是認為，若承認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國際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繼承了蔣介石統治地位，這就造成台灣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結果(※)，中國也就有理由以鎮壓內亂為由進攻台灣。
獨派之所以強調，宣誓日本應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無效，舊金山合約沒有明確指出台灣應回歸中華民國，以及國民黨憲法無效(因此獨派希望制定新憲法)，這些思考無非都是為了否定蔣介石統治的合法性。
伊藤先生這項看法從現實面而言，恐怕很多人不會接受，但我想我們還是需要冷靜思考，伊藤先生的話其實是相當值得參考的。
「蔣介石政權曾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要全面否定其統治合法性，不容易說服國際社會。此外，否定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就邏輯而言必須進一步否定蔣介石政權的繼承者蔣經國、李登輝乃至於現任陳水扁總統的合法地位。更何況，過去數十年台灣政府對民眾進行課稅等行政作為，也都會因此失去根據，民眾可以據此要求政府退還已繳的所有稅金。所以，全面否定蔣介石統治合法性，行不通。
這種獨派的想法(先發表獨立宣言再爭取國際社會承認)，問題與實踐難度更大。主要原因是，可想而知，台灣強行發表獨立宣言，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如果今天是中國武力攻打台灣，我想國際社會可能會批判中國而支持民主台灣。如果此時台灣發表獨立宣言，或許就有可能爭取到部分國際社會承認。原因是，就連日本與美國都一再宣示，根據日中共同聲明與上海公報，尊重台灣乃是中國部分領土的這種中國的主張」。畢竟眼前國際社會的現實狀況是，美國與日本就台灣議題而言，在中國強大壓力下只能讓步，然後守住「不改變現狀」的底線。因此，如果台灣人跨越了這條底線，不僅難以獲得美日兩國支持，當然也就更難期待其他和台灣關係薄弱的國家會伸出援手，承認台灣獨立。特別是法國與德國等國家，長期以來一直不把中國窮兵黷武當作一回事地向中國推銷武器(在美國大力反對下才好不容易延期)，不要說承認台灣獨立宣言，就連中國武力攻打台灣，我們也無法期待這些國家仗義直言。
我想，面對如此嚴苛的國際現實，獨派應該有深刻的認識。獨派強烈批判陳總統為何不發表獨立宣言(＝制定新憲法)，即便他們認定制定新憲法是台灣政治發展最大公約數，但這樣的批判我想仍只是「為批判而批判」而已。反之，若萬一獨派在前述問題上面認識不清，則我只能說，這樣的獨派未免過度樂觀，而且也不具備討論一國政治的資格。
三、一開始我之所以指出「台灣腦袋愈好的人愈不敢講自己的國家是台灣」，以及「台人不太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主要脈絡與內涵就在這裡
總之，我個人所深愛的台灣已經面臨存亡危機。而台灣的存亡危機也將是日本存亡危機。我不禁擔心，全世界政治家之中我所最敬愛的李登輝先生，他長期的努力會不會化為泡影。當然，中國大陸自我毀滅的可能性不小，但我們不能什麼都不做地、一味期待中國自己消滅。如果台灣人都有這樣想法，台灣真的能撐到中國自我消滅那一天嗎？沒有可以拯救台灣的理論與主張嗎？
我想是有的。其內容是，台灣應該活用蔣介石政權時代所建立的國際地位，主張「台灣不需要重新獲得國際社會承認，而是早就已經是法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種看法和獨派主張的差異在於，針對法律上主權獨立國家地位如何取得，獨派主張應成立新國家，爭取國際社會認同，也就是「重新取得主權」，拙論則認為，應繼承蔣介石政權所建立並擁有的地位，採取「既有主權取得」的做法。
伊藤先生在此又指出一個台灣所面臨的大問題，我想他的看法也同樣值得參考。事實上，這一系列問題我早就點出來，就是因為沒有解決，問題才會拖到現在變得更嚴重。比如，族群問題以及政府運作各種層面的問題，很多都起因於此。
詳細內容請參照筆者另行撰寫的「台灣的法律地位」一文，簡單講就是：
(１)台灣人本身應該可以說漸漸已經建立「我是台灣人」這樣的確信。為什麼？在此之前即使有人呼籲「大家應該建立台灣人意識或者確立作為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還是無法得到大家共鳴，主要就是因為即使人們有這種愛國的意識或愛國心，但因為 可作為愛國對象的「國家」也就是台灣，法律上並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前提既然不存在，叫台灣人如何「愛國」？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伊藤先生在此一針見血地點出，正因為台灣這個國家還不存在，所以，要求台灣人建立對台灣這個國家的自我認同，恐怕也是很難。這樣講確實相當有道理，也所以，我們才要努力讓台灣盡早成為正常的國家。
(２)根據拙論，台灣不必重新發布獨立宣言，中國也因此沒辦法指控台灣「改變現狀」。
關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內亂或內戰，我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正式宣布停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就是對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宣示，北京政府可以有效統治中國，台灣政府有效統治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諸島。我並沒有宣布獨立，所以，中國方面找不到攻擊我的藉口。
(３)如此，世界各國就會失去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法理依據。同時，在此情況下，日本與美國就更容易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這點是我想特別強調的。過去獨派雖然一心一意爭取美國支持，但我想獨派並未因此就建立能讓美國更容易伸出援手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