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李登輝
現在八十九歲的我，在人生過程上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路程。在政治上，担任了重要的職位（總統），在學術上也得到了幾個榮譽博士，對自己、對國家已都有所交代。我以一個平凡的基督徒，得以領受聖靈如此賜福，內心雖然已經滿足；但是說實在的，心中仍有許多特別的感受。人世間所經歷的歷史過程，都是因為「我」而起。也因為「我」而衍生發展，甚至產生影響，因此「我」的存在，究竟由什麼元素組合而成，值得探討。
第一、超越自我
十九世紀開始，哲學認識論，開始對自我有探討，但，其理論方式甚大的變化，在台灣的政治過渡期，應有深入的研議。「自我」是人的原點，更是群體發展的基礎。要明確的形成自我意識，就必須將周遭的事物以自我為中心加以配置，同時也把他人配置在自我中心之內，如此即是開始意識到他人和自己。通常會想要抑制或放棄這種意識，但不容易脫離這種意識獲得自由。自我的覺醒更會意識到他人和自己；所謂對他人意識自己，首先就要關心他人，自己也同時受制於他人。如何擺脫這種受制於他人的情況呢？雖然，可以不理會他人怎樣想，然而只要自己內心作出決定「我就是我」便可以。
自覺就是主體自我的確立。我—亦即主體的自我，已優先於一切而確實存在，也就是「我在」。
主體的自我在理論上可以確立時，我們眼前有廣大的自由領域中，也隨之將世界一分為二地展開。因為依據與意識作用結合的自我主體的思考方式而言，思考將純粹成為精神上的主動作用，在此精神與物體清楚區別，免受支配物質界之因果控制，這種自由是精神的自由。總之，主體的自我是與物質區別的自由精神。
精神與物質是理所當然的對立語，或相反的概念。
這是貫穿近代世界，支配了近代世界的想法。這種二元論因精神與物體之成立原理不是同時，支配自然界之因果性及決定論，對精神也就力有未逮。
對人類而言，所謂實存就是存在於這個世界，而在完全自由中選擇自己、塑造自己。我們每個人都生於某特定的歷史性、社會性環境中，也在其中成長，因此是被制約的。然而，實存的生活是指，即便在這種制約下也不為所囚，能完全自由行動；站在實存的立場時，所有的事物，都不是本質先於存在，而是「存在」先於本質；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自由地我在，故我思」。我們為了在現實的世界中更具體定位實存的主體，使之發生作用，就必須與這既成之意義層次，例如習慣、秩序、學校、公所、街頭的標識等環境連結上關係。構成此一層次的，既不是作為意識主體之自我(我)，也不是物質(物)，而是我們的共同主觀(我們)。由共同主觀形成繼承的意識層次，在我們人類，是以語言為媒介形成、承受；甚至可以說，共同主觀是語言結合我們建立共同關係。共同主觀包含「思考之主體」，也回復為「說話之主體」。
對「自我」認識清楚之後，等同對個人的「生命意義」或「人生價值」有了深刻而明確的了解。在幻化無常的人生旅途中，就更能堅守信念，不會迷失方向；在各種崎嶇艱難考驗中，就更能屹立不搖，把握自己，奮發前進。
人是非常好奇的生物，心內常想要得到絕對的追求。這就是人要有形而上的、內心的意識，即神與人之間價值的存在。現在就以上的事項為前提，來談談我是怎麼樣去探索「自我」的經驗。
在我人生當中，有兩件大事情，從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存在我心裡。一項是自我問題，另一項是死亡問題。早熟的我，受環境影響，很早即有自我意識，迫切的求知欲望。也因為這個緣故，在我求學過程中，就廣泛閱讀了許多東西方的各類書籍。知識的增加，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愈來愈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在徹底的自我覺醒之後，內心有很大的矛盾發生，內心接著產生「人怎會這樣？」、「人是什麼？」，或者是「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因此，當時常常通過坐禪和苦行的方法，想要「自我克制」，希望能夠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主觀的唯心論。（精神上的價值）
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為人處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煩惱也自然能消除。為了消除自我，中學時代，每天起床，便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願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意做的事。凡能訓練克服自己功夫的事，我都願意設法嘗試。在差不多同一時候，我祖母過世，於是開始針對死亡這個課題有深入煩惱，並且想要徹底的領會：死亡到底是什麼？人死了之後，又會如何？哲學思考方面，在台北高校時，就非常認真思考這些事情。透過很多的哲學書籍研究思考後，終於徹底了悟「死亡是什麼」的意義。我了解死亡本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如何活下去」的問題。換句話說，死亡指生命的死，這是自然的過程。是在生命的限度中完成自我實現，這是在世界中追求自我定位的問題。
對我來說，人生並沒有來世，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有些宗教所謂的人生輪迴說法，我想只是另一種自我滿足的想法而已。
事實上，應該加以肯定的是「有意義的生」。譬如說，德國大文學家哥德，不只在浮士德大作中，包括西東詩集也提到更簡捷、更直接了當的「死而成就」的觀念。也就是有自我的死，就是超越自我，才能產生真正有肯定意義的生。因為「生」和「死」經常具有表裡一體的關係。一切的原點都是哲學，也就是從「人是什麼？」這點出發。從「人是什麼？」或「我是誰？」這個哲學式的問題出發，進行自我啟發而完成人格與思想塑造。要了解自我的「死」，就是超越自我，才能產生真正具有肯定意義的「生」。存在主義式的敞開，起點在於追問「人是什麼？」在這個追問本質的過程中，人斷裂地超越自我，投向更高的可能性。自我的自然生命，在自我否定中，邁向超自然的「超我」（不是我的我），唯有如此，才能從虛無到達存在的境域，完成人置身世界卻超越世界的昇華。
現實地看，我提出「我是『不是我的我』」，不只解釋作為自己行動指針的思想基礎，也企圖為改造台灣人的心靈狀態（心靈改革）提出綱領。已經擁有自由的台灣人要擺脫再次失去自由的惡夢，不能只靠形式上的民主實踐。台灣人要走出舊的歷史，從而開啟未來的歷史，必須要在民主實踐的同時進行內在更新，勇敢地從事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反之，所謂的「維持現狀」，等於是無限期地延擱自己的內在求索，以閉瑣的心態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隨意漂流。這絕非當家作主應有的認識。
第二、認同台灣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就像之前的經濟奇蹟一樣，引起世人的矚目。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本人領導國民黨執政，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尊重主流民意的意志，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主張改革，所以朝野兩黨雖然存有競爭關係，但在改革方面往往並肩合作。經過銳意改革，威權統治逐漸解體，民主之路蔚為康莊大道。至於一九四○年代所形成的族群矛盾，也在民主化的調和下逐漸溶解。
二○○○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獲勝。不過，勝選的民進黨，在國會面臨「朝小野大」的困境，政策常受在野黨的杯葛。此外，民進黨施政經驗尚未成熟，包容心胸也不足夠，導致朝野惡鬥，並重燃族群矛盾之火。令人遺憾的是，族群矛盾在新的政治生態之下，加上中國的統戰分化，惡化為國家認同的衝突。為此，本人提出了以民主精神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年輻射範圍涵蓋到台灣來。我們接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洗禮後，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雖然社會緊張甚至衝突在所難免。台灣的民主成就，引起研究此一議題的杭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重視。不過，就像杭廷頓教授當年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觀察，在「第三波」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此一帆風順成為完全民主國家。他曾經舉「自由之家」所做的「自由的比較調查」說：世界有一百一十四個國家被認定為民主國家，然而這些國家中有三十七個被歸類為部分自由的國家。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已經面臨進行整編及鞏固成果的課題。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威脅從何而來？據杭廷頓教授分析，那些威脅首先可能來自民主化過程的參與者，其次是具有明顯反民主之意識形態的政黨或政治運動贏得選舉，第三是行政部門的擅權，最後一個是政府毫不遲疑地剝奪人民的政治權與自由權。當然，以上的分析是概括性的結論，這些原則要運用到個別國家，必須檢討其具體的情形。
台灣有些政黨的確具有「反民主」的意識形態，他們以意識形態取代人民的自由選擇。令台灣人民覺得悲哀的是，這個具有「反民主」意識型態的政黨，在失去政權後，隔了八年又重新取得政權。執政二年來，對外，主張兩岸關係高於外交，同時認同「一個中國」；積極配合中國弱化台灣主體意識，如溫水煮青蛙式的一步一步將台灣逼向「終極統一」道路。對內，多項施政行為，我行我素，不把民意當一回事，作風非常的「反民主」，行徑符合前面提過的杭廷頓教授第二點民主威脅論。當前台灣最嚴重的問題是，中國一直企圖併吞台灣。在這種內外的相互作用之下，台灣的國家認同遂變得複雜紛亂。說清楚一點，就是台灣國家面臨存亡危機。
在亞洲，有些被視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其領導人依舊抱持亞洲價值的觀念，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亞洲的傳統並非一無可取，但是這些國家的政治操作證明，標舉悖離民主的所謂亞洲價值，已經為該國走向完全民主國家，造成嚴重的干擾。幸而，台灣的儒家傳統並不深厚，此一問題未曾發生。當前，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應先徹底解決者仍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
各種調查資料顯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是台灣社會在民主中融合的寫照。遺憾的是，被多數選民淘汰的政客，用政治手段撕裂社會和諧，在國家認同上挑撥是非。他們想利用威權時代用來鞏固政權的大中國意識，顛覆已經民主化、本土化的現代台灣。今天，他們最大的奧援並非國內的選民，而是對岸中國的霸權論述、軍事恫嚇及經濟統戰。不可諱言，中國的總體國力仍在成長，這種「引清兵入關」(木馬屠城)的聯共制台行徑，加深了台灣的危機。
台灣人民要克服這個挑戰，首要之務是強化對台灣的認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五十年前的台灣人民，五十年後的台灣人民，之間起了截然不同的「質變」。過去，在外來政權的洗腦灌輸下，許多台灣人民不由自主地自認是「中國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覺悟到，那根本是不符歷史與現實的虛構。實際上，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也經常追問自己：我是誰？我們是誰？杭廷頓教授的新書「WHO ARE WE」也提到，目前許多國家都面臨認同的問題，雖然其形式與內容各有差異，台灣則正處於國家認同的崩解與重構(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有哲學省思，並且積極予以實踐。從「我是不是我的我」為出發點，每一個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從內在進行更新，以新的生命內涵實踐「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Umwertung aller werte)，形成全體性的精神揚升與文明創新。由此成全的新時代台灣人，不難基於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結合，脫離被過去的虛構所束縛的狀態，對台灣這一塊民主實踐的土地產生堅定的認同。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才能以民主消解殘存的族群矛盾，讓「反民主」的政客無法為私利興風作浪，霸權的大中國主義的統戰也無法乘虛而入。
透過民主的途徑認同台灣，是台灣民主最有效的保障。跟某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類似，台灣近年也陷入民主頓挫的焦慮，這是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不可忽視的問題。未來，台灣在「第三波」取得的民主成果，會進一步鞏固，還是不幸走上倒退之路，在在攸關全球民主價值的擴展或退縮，值得大家密切注意。但我仍要樂觀地預測，台灣民主的威脅並不是致命的，只要我們對民主價值沒有失去信心，只要我們的民主運作不脫離常軌，只要我們的法治秩序有效健全起來，二千三百萬人終將把認同台灣視為理所當然。屆時，民主台灣將以更堅定的步伐，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最後成為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