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9日

一、 前言
　　登輝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工作更在台灣，對台灣所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也因為安呢，對台灣人民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哀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待，有一日，希望能夠為提昇台灣人民的尊嚴做一點代誌。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政務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好機會的來到，給我為台灣打拼擺脫威權統治，打開台灣的民主新時代。這樣的一個過程，在已經卸任多年的今天，登輝感覺有必要清楚說明，當時我想什麼，如何去實踐。

二、 外來政權統治下的「新時代台灣人」
　　在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由麥帥總部的命令下被加入英、美盟軍的中國國民黨軍事佔領，受到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前後兩個環境是，由強調「天皇」、「天下為國家」的「日本帝國」，轉換成中國國民黨「天下為黨」的「中華民國」，兩個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受到日本統治達五十年，已經進入現代化的台灣，轉換由一個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對台灣人而言，當然造成政治與社會上的矛盾與影響。所以發生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其原因，就是在於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到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接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

在這種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台灣人深刻的自問「我是誰？」這個新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認清，這個時候的「台灣人」，認出已經由外來民族奴隸轉變成為自己民族奴隸的難堪處境。換一句話講，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早已進入邊緣人的情境，無個人的尊嚴。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要脫離這種情境，就可以作為一位有尊嚴的、獨立性的台灣人。這一過程，就是「新時代台灣人」的自覺開始。

　　由此可見，「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再度建立「身分認同」，是外來統治下的產品，也就是外來政權刺激台灣人，讓台灣人有機會確立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之絕對意識。

　　這就是認同與超越的過程，就是認同自己乃是過去與未來連鎖的新一環（就是新時代的台灣人），而且把未來從過去拯救出來的新的思維，超越過去，建立新的未來。這種「新時代的台灣人」指的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就是要求自己當家作主，要求民主改革的集體民意。

三、 中國的託古改制
　　中國歷史從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

　　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歐洲人以中國為例，所提出「亞洲式的發展停滯」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

　　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從未展開建設，基本上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其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的。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跨大妄想的皇帝一統的重新出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封鎖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是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只不過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權位的鞏固、國土的擴大，以及財富的剝削外，很少為政治的改革而努力，這都是所謂的亞洲的價值。歷史上說的出來的政治改革，只有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宋朝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清朝末期的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無可置疑的，每個朝代，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講的「託古改制」，其實說是「託古『不』改制」比較接近事實。

四、 我的脫古改新－脫離亞洲價值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為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又對台灣尤其需要重新檢討。登輝於是提出「脫古改新」新思想，作為改革的方向。「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登輝在一九八八年接任總統時國家的大略背景是：台灣是「中國法統」的根據地，國民黨政權是以威權方式進行統治。這樣的背景，內中包含了繼承與創新的混亂、保守與開放的對立、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選擇等嚴重問題。特別是要求民主改革的民意聲音非常之大。綜觀這些問題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其實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由修憲做起。

　　當時登輝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黨籍國大代表在國民大會中佔有絕對多數，所以國民黨是一部具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但問題是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著老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但是時代的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最後保守勢力還是被民主潮流打敗。登輝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在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也就是六次修憲工作。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臺灣人民選舉、臺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由於改革工作的先後完成，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已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再推進到「台灣中華民國」新位置。這個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向前邁進。

　　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領土包括中國領土，不符合事實；中國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也不能同意。同時這種主張領土交叉持有的現象，是非常危險的。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於是登輝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一九九二年進一步公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範兩岸的交往措施。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關係能夠得到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登輝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國家根基，當時我把他稱為建立「新台灣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現。

五、 結語－如何維持台灣的自由民主
　　台灣「脫古改新」歷史大業的完成，實現了此種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工程，使台灣得以改頭換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新紀元。但是過去二十年臺灣人民辛苦奮鬥，卻在二○○八年政黨輪替以後，讓台灣面臨民主倒退的危機！當前的執政者，如今享受著台灣人民所共同奮鬥、打造的自由與民主成果，卻利用著民主反民主，實在很悲哀！

　　過去二十年，台灣主體意識一點一滴的建立，好不容易擺脫中華帝國法統的輪迴，但馬政府上任後，立即接受幻想、不存在的「九二共識」，做為和中國談判的基礎，讓台灣踏入中國統戰的陷阱，卻沒任何知覺。我曾特別向馬英九講：「你要清楚了解，當年沒有『九二共識』」。作為國家領導人要負責任，不可以欺騙老百姓。面對著想吞掉台灣的中國，現在的馬政府跟他的執政團隊，只想從中國得到經濟利益，所以處處軟弱、處處妥協。因此，對著中國政治與外交的打壓，從來不敢大聲反擊，只會自我得意的說「我的政策是正確的」。令人更加憂心的是，如今馬政府，以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為理由，透過各種媒體跟活動，進行全面性的宣傳，意圖改變歷史。一些跟台灣沒有任何關係的歷史人物，如今卻一個個出現，令人感覺到時間的倒轉、歷史的錯亂。

　　過去二十年，台灣明白確立的「本土化」，如今已經面臨「中國化」的危機。檢視一位領導者，不只要看他有沒有建立個人，以及全體國民自我認同的能力，更要有在面對危機發生時，團結內部，帶領國民走出困境的能力。大家應該記得兩年前的八八水災發生時，馬總統還能去幫人證婚，無關心老百姓的困苦。

　　我要強調，在民主制度之下，台灣人民可以容忍一個能力不夠的總統；但是咱絕對不能接受一位扭曲台灣歷史、欺騙台灣人民，對兩岸問題完全麻木、對國際關係完全無知，認為大中國民族主義比民主自由更加重要的總統。但是大家不用失志，雖然台灣的民主已經倒退；但危機也就是轉機，現在咱必須依靠民主來挽救台灣。現在是台灣人行動的時候，大家要站出來，保衛台灣、「棄馬保台」！「棄馬保台」只不過是一句口號；重要的是，台灣人要用具體的行動去實踐。大家不分你我團結作伙。新時代的台灣人，勇敢站出來，勇敢建立咱自己的國家。講到這裡，大家都應該知道要做什麼吧！就是「棄馬保台」，以你的一票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