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世紀，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所引起的資訊網路社會的成立，以及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崩壞、資本主義經濟的失調與變態。世界各國對於這種急速變化，卻出現調適困難的情形，提不出妥當的因應措施。台灣人民在資訊網路社會包圍下，也面臨經濟失調，失去希望。將來，我們要如何來調適？這就是今天登○想要向各位提出報告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談談「全球化虛擬現時下的台灣」這個主題，而其中，又以經濟問題最重要。
二○○八年所發生的國際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度，可以說是百年來所未見的。各國政府為了因應這個經濟變局，幾乎是忙得焦頭爛額，於是，各種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寬鬆貨幣政策，紛紛提出來因應。但是，四年過去了，這種情勢仍然沒有變好，還可能會演變成「二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變慢，甚至出現貿易逆差。這些嚴苛的國際經濟局勢，讓台灣經濟的前景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我們看南韓在這種國際經濟環境中，經濟發展卻能脫穎而出，一下子變成「已開發國家」。臺灣本來是亞洲四小龍的頭，變成尾巴。韓國的例子，表示國際因素不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面對經濟轉型的失敗，政府、學界與企業界三方面，都無法推卸責任。如果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失敗沒有深刻檢討與正確認知，那麼，不管往後我們再喊出多少拚經濟的口號，不管我們的人民有多麼認真的打拚，最終都只是事倍功半而無法擺脫困境。所以，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找出正確的診斷與處方，幫助台灣經濟繼續向前行，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也是刻不容緩、重要的事。首先要做的是：修正「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經濟理論，再來就是以「經濟安全」與「永續發展」做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大核心目標。
一、修正過去盲目鼓吹「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主流經濟理論
（一）實體經濟：全球與台灣製造業過度流失到中國
我們必須將問題區分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國際方面，過去三十年在主流經濟學的鼓吹下，各國認為「全球化」之下的經濟整合與對外開放，可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卻忽略了自由市場理論本身的缺陷，以及「全球化」之下，風險管理的難度，與規範管制的必要性。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向中國，讓中國躍昇為「世界工廠」，這些國家的產業因此被掏空。
雖然產業被掏空的後果，一時之間被金融與房地產榮景所掩蓋，但由於製造業一旦被掏空，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來進行重建，甚至有的根本無法回復，所以，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金融服務業與房地產業的勞動需求，就直接受到衝擊而持續減少，即使是政府不斷印鈔票，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各國的失業率都是「節節升高」！
此外，整體消費與需求的不振，也帶來雪上加霜的效果，許多人因為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或者因為就業機會不好，開始以減少消費來面對經濟變局，如此，卻造成整體需求不足，影響企業的投資意願。再加上「全球化」所得分配惡化，使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中產階級消失而窮人增加，青年世代面臨高失業的困境，這些不利因素彼此牽連，擴大了影響層面。這種現象，也說明了為什麼在金融海嘯之後，各個先進國家的政府，所提出的各種刺激經濟的振興方案，至今仍然無法有效改善經濟的原因。
國內方面，台灣在參與「全球化」的潮流，逐漸形成「台灣接單，海外（中國）生產」的模式，這個模式對台灣經濟產生多重的不利影響：首先是台商大規模雇用中國勞工取代原在台灣工作的勞工，以致國內工作難找與薪資不漲，使得台灣現有三百多萬名薪資階層的月薪，被長期壓低在三萬元以下，而且，實質薪資也因物價膨脹而持續縮水。由於企業有了「外移出走」的選項，導致國內勞工薪資不僅不易成長，更要接受長工時的勞動條件。
其次，是對國內投資與創新產生「排擠效應」。台灣位居國際技術位階的中間地帶，正需要大量的資本與研發投入來進行產業升級，但是廠商超額投資中國，對國內投資卻產生幾乎一比一的取代排擠效果。就以一九八八至二○一○年間為例，台灣海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高達GDP百分之二，日本與南韓的規模卻不到百分之一。從另一個指標│海外直接投資相對於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來看，台灣的規模為百分之八點四八，日本只有百分之三點七二，南韓是百分之二點六三。單是從這兩個指標本身的相對值就可以推知，台灣的國內投資受到海外投資的排擠而受影響的程度十分嚴重，研發投入與產業升級所需的資金受到強烈排擠。
至於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如果以先進國家為主，則有助於技術與創新；但由於台灣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在中國，無法成為創新的來源，因而弱化了經濟學家熊彼德（J. A. Schumpeter）所強調「由經濟本身內部的力量，改變外在限制條件」的經濟發展機制。
第三重不利影響，是台商超額投資中國，對國內工業基地與產業鏈的完整性所造成「毀滅性破壞」。部份企業規模因外移而擴大後，原本留在台灣的產業鏈，也被迫外移到中國，就近服務這些廠商。這種情形說好聽的，是「兩岸分工架構」的力量，但實質上，卻破壞了台灣原本相當完整的產業鏈，讓產業結構轉往少數生產中間財的產業集中。短時間內，這些少數產業看起來好像出口很旺盛，但等到中國成功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之後，就會被取代，這也是為何現在台灣對中國出口衰退最為嚴重的原因。
發展經濟學家努克斯（Ragnar Nurkse）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提出強烈警告：落後國家政府採取不當的自由開放政策，將造成產業結構過度集中在少數產業的高度風險。「兩岸分工架構」讓台灣陷入當今的困境，充分驗證了努克斯的智慧與遠見。
第四重影響，是對國內消費力量的傷害。百萬名台灣中高階管理幹部與高科技人士跟著外移中國，台灣少了這些民間消費主力，加上留在台灣的薪資階層，又普遍面臨薪資不漲與工作難找的困境，導致台灣民間消費不振，最後只能依賴出口做為經濟成長的動能。台灣經濟愈依賴出口，就愈不穩定，愈容易受到國際景氣的影響。
（二）台灣與兩岸經貿發展證實了「負面經濟整合」的理論
對國內民眾而言，全球化理論是否行得通，已經不再只是純學術研究討論的課題而已，主流經濟學者所強調的，效率與鬆綁也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對人民福祉造成最直接的威脅。政府存在的目的便是解決人民生活的問題，政府不能以「人民不懂經濟學」而要強迫人民接受全球化所產生的痛苦。
事實上，如果仔細研究國際經濟整合理論的發展，會發現早在一九五○年代，歐洲開始在醞釀「歐盟」整合的時候，經濟學家梵那（Jacob Viner）就曾提出更詳細的分析，並指出經濟整合有利於效率提升的盲點；他也提出證明說，經濟整合有可能對參與國乃至全世界的生產效率造成負面效果。一九六九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亭博根（Jan Tinbergen）也曾提出「負面經濟整合」的概念，強調社會經濟制度差異很大的國家（例如台灣與中國）如果進行經濟整合將會帶來許多災難。最近的國際經濟整合理論，也不斷提出警告，認為經濟整合對於經濟規模小的國家而言，其實非常不利。
這些睿智的經濟分析與警語，都被主流的全球化與自由市場學說淹沒了，沒有受到重視。推崇「大市場、小政府」的市場基本教義派，在一九九○年代以後，躍身為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霸權」，各國官員與學術菁英，懷抱著自由市場的迷思，在制定政策與教育社會大眾以及下一代，加速了「全球化運動」、「歐盟整合」與「兩岸經濟整合」的腳步。但不幸的是，現實的發展已經很清楚地暴露了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嚴重謬誤，全球化與自由化運動創造了一個極度失衡的國際經濟體系，最終演變成二○○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至今仍難以化解的「歐債危機」與「二次衰退」。
對國內而言，自由化與兩岸經貿讓台灣經濟體系陷入嚴重失衡的狀態，這些失衡主要表現在三大面向：
(1) 產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失衡：兩岸分工架構讓台灣產業結構集中在低技術的少數產業，不僅造成國內投資不振、工作機會減少、勞工薪資停滯，更使得台灣容易受國際景氣與中國進口替代產業興起的影響。另一方面，政府政策淪為既得利益的角力空間，而非創造市場與產業願景，使得國內資金配置與產業政策的稅負，優惠集中在特定產業與少數財團；政府干預的方向嚴重錯誤，除了直接傷害到課稅與分配正義之外，也使得國內人才訓練扁平化、生產單調化，而廠商對研發投入的意願普遍低落，更加不利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
(2) 區域發展與糧食自給失衡：政府長期忽略中小企業與中南部，陷入高科技與金融產業的迷思，導致工作機會集中在北部，供需失調及熱錢湧入的結果，大台北都會區房價高的不得了，年輕人與一般中產階級根本買不起房子。而政府犧牲農業換取工業出口的政策，不僅弱化農村地區，對農業部門產生重大傷害，同時，也形成一方面鼓勵休耕，另一方面卻依賴糧食進口的荒謬現象。目前，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只勉強維持在三成左右，遠低於國際水準，在地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愈趨惡化的結構下，台灣如此嚴重的區域失衡，讓我們連生存最基本的糧食安全都無法確保。
(3) 環境生態與價值理念失衡：我們過去的經濟發展思維只重產值，而忽略了與生態環境共存共榮的永續觀念；長期剝削環境資源的結果，導致「利潤私人化、污染社會化」，嚴重破壞環境生態與國人健康。這樣，不僅加深台灣對於進口能源與核能的依賴，也妨礙台灣轉往「綠色經濟」的發展。歸根究底，我們過去的心靈改革沒有成功，整個社會只重視眼前的物質生活與享受，而忽視追求符合永續發展原則的價值與理念；集體社會短視近利的結果，反而使得經濟體系喪失產業持續創新的動能。
（三）金融資本：金融全球化瓦解了各國的金融防火牆
金融過度自由化，更是造成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金融全球化之前，世界某區域的經濟遭受景氣衰退的襲擊，其他區域仍能維持穩定，但這次景氣衰退則是全球性蔓延，沒有一個主要國家可以倖免，因為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的金融防火牆，早就因為金融全球化的風潮而崩潰了。
二○○八年金融海嘯與二次衰退，之所以難以預防與彌補，正是過去十年來金融服務業過度自由放任的結果，先進國家龐大的投資銀行與避險基金體系基於貪婪，以「金融創新」為名，開發出許多完全不具透明度的金融衍生商品，不僅本身交叉持有，更強迫開發中國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推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的數額及範圍大的不得了，當這個金融衍生商品體系，一開始在美國崩盤的時候，會在瞬間蔓延全世界，而監督國際金融體系運作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則完全喪失功能。
國際金融機構普遍流行的「假創新、真詐欺」行為，除了強力推銷不肖的金融衍生商品之外，更共謀操控全球金融，虛報銀行間的拆借利率。二○一二年爆發的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醜聞，就是和同業共同涉及從二○○五年開始虛報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以確保自身在衍生性商品的押注能獲利，並掩飾不良的財務狀況。這種國際金融界集體舞弊的現象，讓「市場自律」的神話不攻自破。
從一九八○年代以來，「解除管制」與「市場自律」，一向是全球金融業對外政策遊說的重點，主張如此可讓市場力量發揮最大效率，使閒置資金獲得最好的運用，不僅需要融資的產業可以受惠，投資人也可以獲得最好的報酬。絕大多數的決策官員與一般社會大眾，也傻傻的認為這是「雙贏」的作法，金融監理政策就一直朝向「鬆綁」的方向前進。
金融業的高階經理人為了在「每季」和「每年」衝高短期獲利，以換取財務報表與股價的好表現，來換得個人優厚的紅利與報酬，不去考慮資金的真正有效運用與風險控管。結果就是不顧一切地進行高度投機性的投資，扭曲市場規則，欺騙投資者與一般民眾，不顧公眾利益。一旦出事後，因為「太大而不能倒」，怕對整體社會造成衝擊，政府只好被迫用納稅人的錢去援救。
這種「獲利個人化，損失社會化」的不公不義現象，從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至二○一二年英國巴克萊銀行Libor醜聞，已經充分攤開在世人的眼前。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世界各國的民主體制，普遍存在政治與金權掛勾的壟斷性結構。各國政府與政黨接受來自金融業者的巨額政治獻金，使得民主國家的公共政策領域，幾乎被業者所操控，金融法規制度的制定，往往是偏向業者的利益；金融業的勢力甚至大到可以影響選舉結果，以至於具有實質意義的金融改革，往往無法推動。
（四）金融海嘯促成主流經濟理論的演變
面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國際知名經濟學者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魯曼（Paul R. Krugman）、懷特（William White）、格爾威（Paul De Grauwe）等人，都一致認為：當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過度強調自由開放的好處，卻忽略風險管理的重要，這些理論必須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負起責任。經濟學的思維在世界金融海嘯前後起了很大的轉變。
金融海嘯發生前：鼓吹市場機制完美，市場基本教義派當道
(1)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與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深信市場機制可讓價格維持完美的機能。理性預期理論假設資本市場參與者都是理性經濟個體，並且能以理性預期做為決策基礎；至於效率市場假說則認為，投資人只對追求自己財富極大有興趣，並能以理性方式對資本市場中各種資訊做正確分析與回應，所以，新資訊會立即反映在價格上面，使得資產價格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釋出足夠的訊息以彌補他們訊息的不完全，資本市場不僅能自我偵錯還能自我修正。
(2) 只要貨幣政策目標追求物價穩定，如此就可以確保金融體系穩定，無須對金融體系過份管制，鬆綁成為提升資本市場運作效率最有效的工具。
(3) 主流經濟學者認為：只有市場存在外部性時，政府才須介入、管制與規範。為強調鬆綁的必要性，他們大力鼓吹資本市場不存在外部性，因為資本市場具有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機制。尊重資本自由移動所創造的效率，政府管制資本不僅欠缺正當性，而且將成為無效的作法。
金融海嘯發生後：發現前面講的理論並非真理
因為：
(1) 資本市場不是商品市場，在貪婪的利己心和非理性行為之下，如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金融性資產價格就會更容易脫離基本面，而且波動變大，資本市場整體風險會上升。
(2) 物價穩定無法保證金融體系運作的穩定。如果放任金融體系信用過度擴張以及資產價格任意膨脹，將會招致金融危機的後果。
(3) 如果過度誇大資本移動的優點，只會擴散伴隨資本移動而來的危機。應該承認資本管制具有正當性，而且是有效的政策。
這種在金融危機後檢討的思維，過去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都應該修正，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應該深切反省與檢討，以避免重蹈覆轍。
二、台灣經濟應以「經濟安全」與「永續發展」為兩大核心目標
很顯然的，我們的政府並未吸取到全球金融海嘯的教訓，忽略金融海嘯後，國際經濟思潮的反省與修正，政府也沒有認知到，解決金融海嘯對國內經濟衝擊最有效的方式是：重新建立以經濟安全為核心的永續發展體系。政府應該出面主導，善用法律架構與市場機制，發展「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包含農業）這兩大支柱，把國民儲蓄所匯集的龐大資源用在人力投資，以及維持技術優勢所必要的研發投資；透過這些手段與目標來確保經濟成長的動能，而不是透過資本市場手段發行消費券或從事重大公共建設。
雖然，適度的金融與貿易自由化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無限上綱的自由化，卻會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為資金、商品與人員跨國移動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全球化下，商品、資金及技術的跨國移動變得更自由，去除各種政治性、貿易性障礙後，商品市場已經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各主要市場也逐一整合為單一市場。
但是人跟商品不一樣，全球化卻不能讓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多數國民的經濟活動，依然是在國家的領域內進行。因此，對於可以在國際間自由移動的資源擁有者來說，全球化是機會，但對於其他人，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造成「贏者圈」與「輸者圈」差異日益擴大，社會趨向對立而導致瓦解。這個時候，政府的施政目標應該在這兩者之間，維持適度的平衡。
不過，政府不瞭解適度自由化的意思，以為政府完全不干預市場就是自由化。這種自由放任的思維傷害台灣經濟最深的莫過於是二○○○年之後，政府為了滿足個別企業的要求，全面開放廠商赴中國投資，卻不考慮開放後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放任並鼓勵金融機構前進中國，以及積極開放中資來台從事投資與併購，忽略了開放中資對維持國內技術優勢的衝擊，更忘了建構一個金融防火牆與監理體系。
政府陷入的迷思，縱容商人無限制追求個別利益，讓財團的商機判斷，取代了國家發展方向，而讓大部份台灣人民承擔自由放任後的社會惡果，不顧國家經濟安全與長遠整體利益，讓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臨五大危機：
（一）問題危機：對中國過度依賴，導致產業掏空，技術流失，發展動能衰退。
因應對策：維持技術優勢以確立經貿自主。
（二）問題危機：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工作難找、薪水不漲、貧富差距擴大。
解決對策：創造工作機會才是縮小貧富差距最有效的方法。
（三）問題危機：自由化迷思導致政府施政失焦，實質競爭力不斷衰退。
解決對策：鞏固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促進產業聚落的技術生根。
（四）問題危機：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置國家經濟安全於不顧。
解決對策：政府應該主導建構永續發展經濟體系，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與健康農業。
（五）問題危機：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
解決對策：重新界定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主從關係。
三、結語
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而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在於增進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其中兩大支柱就是：以經貿自主確立發展的主體性、以技術優勢維持成長的動能。
台灣身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雖沒有能力主導或改變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但國家領導人要有堅定的發展主體意識，否則，台灣在全球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就會淪為漂流木，無方向的航行，無動力的漂泊，讓台灣的民眾對未來不再有希望，面對不確定性充滿恐懼與不安。
所以，當務之急就是：以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全又有續航力的「諾亞方舟」，而不是一昧地追求數字的成長，就像「鐵達尼號」為求快而忽略了結構的安全，結果一撞到冰山就沉沒了。我們必須記取教訓，要將台灣打造成一艘能夠通過大洪水考驗的「諾亞方舟」，而不是不堪一擊的「鐵達尼號」。經濟發展不能只強調自由開放而忽略國家經濟安全，不能只重視出口而忽略農業與能源自主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對於自由市場有太多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市場解決，未來，政府應該積極保障全球化下人民維持基本生活的權利，恢復人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讓這艘船上所有乘員體認到生命共同體的真實。唯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重新找回國家的榮耀感，到達我們的命運之地。
經濟開發主義下的成長掛帥，往往積累成嚴重矛盾的所得、分配問題，以致於人的勞動行為，從人的自我實踐「異化」出去。未來，或許我們應該回到經濟學的起點│倫理學來思考，致力去思考：人如何擺脫「透過勞動所得↓累積資本↓再來剝削他人」的枷鎖，盡可能創造出每個人都能自我實踐的條件。而人類更應當相互幫助，克服物質慾求，為此，我們應當追求的，是精神性的總體揚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