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著的一晚」│信仰對領導者的重要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要有素質與能力之外，信仰是首要的條件。因此，就用我個人「睡不著的一晚」的故事，來分享「信仰對領導者的重要」。 經國先生逝世　繼任總統 事情發生在我擔任副總統的期間，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正在總統府接見外賓，秘書進來告訴我，經國先生的秘書王家驊打電話來，請我到七海官邸開會。我接見完外賓，趕到七海官邸，才知道蔣經國總統已經過世，來不及見他最後一面。因為經國先生沒留下遺囑，我與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先生、經國先生三公子蔣孝勇先生等人，討論了遺囑的內容。晚上八點零八分，我就依照憲法的規定，在總統府大禮堂宣誓繼任總統。 [...]

    回顧二十世紀，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所引起的資訊網路社會的成立，以及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崩壞、資本主義經濟的失調與變態。世界各國對於這種急速變化，卻出現調適困難的情形，提不出妥當的因應措施。台灣人民在資訊網路社會包圍下，也面臨經濟失調，失去希望。將來，我們要如何來調適？這就是今天登○想要向各位提出報告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談談「全球化虛擬現時下的台灣」這個主題，而其中，又以經濟問題最重要。    二○○八年所發生的國際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度，可以說是百年來所未見的。各國政府為了因應這個經濟變局，幾乎是忙得焦頭爛額，於是，各種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寬鬆貨幣政策，紛紛提出來因應。但是，四年過去了，這種情勢仍然沒有變好，還可能會演變成「二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變慢，甚至出現貿易逆差。這些嚴苛的國際經濟局勢，讓台灣經濟的前景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我們看南韓在這種國際經濟環境中，經濟發展卻能脫穎而出，一下子變成「已開發國家」。臺灣本來是亞洲四小龍的頭，變成尾巴。韓國的例子，表示國際因素不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面對經濟轉型的失敗，政府、學界與企業界三方面，都無法推卸責任。如果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失敗沒有深刻檢討與正確認知，那麼，不管往後我們再喊出多少拚經濟的口號，不管我們的人民有多麼認真的打拚，最終都只是事倍功半而無法擺脫困境。所以，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找出正確的診斷與處方，幫助台灣經濟繼續向前行，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也是刻不容緩、重要的事。首先要做的是：修正「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經濟理論，再來就是以「經濟安全」與「永續發展」做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大核心目標。 一、修正過去盲目鼓吹「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主流經濟理論（一）實體經濟：全球與台灣製造業過度流失到中國    我們必須將問題區分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國際方面，過去三十年在主流經濟學的鼓吹下，各國認為「全球化」之下的經濟整合與對外開放，可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卻忽略了自由市場理論本身的缺陷，以及「全球化」之下，風險管理的難度，與規範管制的必要性。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向中國，讓中國躍昇為「世界工廠」，這些國家的產業因此被掏空。雖然產業被掏空的後果，一時之間被金融與房地產榮景所掩蓋，但由於製造業一旦被掏空，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來進行重建，甚至有的根本無法回復，所以，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金融服務業與房地產業的勞動需求，就直接受到衝擊而持續減少，即使是政府不斷印鈔票，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各國的失業率都是「節節升高」！    [...]

培養優秀的領導力的，是一個成功領導者最基本的修為。堅定的信仰、強悍的意志、哲學的反省、善用平衡力、遠景的領導‧‧‧等，都是型塑優秀領導力的重要條件。 當一個領導者很不容易，不論你領導的團體是大是小，基本上，要號召一群各有特質、各不相同的人跟隨你，同心協力的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一定是很大的挑戰。就像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說的‥「越有知識的人，越難管理，面對知識工作者，領導是達成目標的最好方法。」 領導者不比其他專業，可以站在一邊當顧問、幕僚；領導者必須站在最前面，他也要隨時做出決策，指出方向，如果決策錯誤，就必須承擔所有失敗的風險，壓力可想而知。電影《獵殺U∣571》中，老士官對於領導有非常精彩對白‥「領導者不能說『我不知道』，你如果這麼說會害死全部的人，領導者必須有答案。我們不是來這裡討論甚麼民主，我們講的是領導！」 曾經在權力最顛峰的我，是怎麼看待這些問題的？我又會給所有想成為領導者、或者現在就是領導者的人，提供什麼樣的建議？ 我一直堅信，領導者一定要有信仰，因為唯有信仰，才能讓人真正了解內心的脆弱。我想，中國歷史上，擁有至高權力的皇帝總是自稱寡人，就是自己一個人，做總統的，處於權力頂端，在很多的時候除了自己之外，根本求助無門。因為，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我的答案。 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在當總統的時候，曾經和太太、媳婦、孫女一起去爬觀音山，很辛苦的爬了大約一公里的陡坡，才能登上山頂。然而，當自己站在山頂時，就真實感受到「山頂上非常狹窄，四周都是陡峭的懸崖，在上面光是站著不動，就覺得自己是站在極度危險的地方。」此時，也讓自己領悟到擁有最後決策權的感覺，其實摻雜著相當程度的害怕。 強悍意志不會憑空來當領導者，經常得面對孤獨，特別是決策的風險很高時，不寒而慄的恐懼時刻就來臨了。我想‥每當在感覺軟弱的時候，「能給我精神和勇氣的，只有我信奉的神了！」我認為，什樣的神都無所謂，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信奉耶穌，至於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只要他們去求他們心中的神，是相同的道理。 我強調信仰的重要，並不是要把神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反而是主張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充分了解自我信念的脆弱和內心的猶豫才行；為了了解自己的內心，因此需要信仰。我自己就是因為想求得精神上的安寧而信神。 我想，「領導者常會受到打擊，也有很多辛酸事，堅強的信仰是必要的。我的經驗是，身處政治圈中，信仰是唯一的幫助。」我認為，有信仰才能了解「內心的軟弱」，這是所有領導者必備的條件，這也是我一生當中經歷各種惡劣環境，能夠不被打倒，繼續堅持原則，最主要的力量來源。 我曾經說過‥「在我人生中，有兩件大事，從十五、六歲開始，就一直存在我心裡，一個是自我的問題，另一個是死亡的問題。早熟的我，很早就有自我意識，迫切的求知心，讓我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越來越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 在徹底的自我覺醒後，年輕時候的我內心接著產生「人是什麼？」以及「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於是時常透過坐禪和苦行的方法來自我克制，希望能夠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 消除自我的功課《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年少時的我認為，為人處事如果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的煩惱也自然能消除。為了消除自我，我從中學時代，每天早上，便積極參加學校的打掃工作，自願去做打掃廁所這一類大家不願做的事，凡是能夠訓練克己功夫的事，我都願意設法嘗試。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當其他同學大多忙著懵懂讀書之際，年少的我又開始對死亡這個課題產生了很深的煩惱，我經常在探索死亡到底是什麼？人死了之後會如何？後來，我對此有了自認透徹的領悟，我了解到死亡本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如何活下去」。 有些宗教講輪迴，但是我想‥「人生並沒有來世，人生只有一次」；而我們應該注重的是「有意義的生」，因為「生」，與「死」，經常具有表裡一體的關係。一切的原點都是哲學，也就是從「人是什麼？」或「我是誰？」這些思考點出發，進行自我啟發，來完成人格與思想塑造。 我認為，唯有先了解自我的「死」，才能產生真正具有正面意義的「生」，但是自我死了之後又該如何呢？我認為只有要求與上帝同住，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我一生的心路歷程中，還有另外一段特別的感受，那就是二次大戰結束時，我看到日本因受到美軍空襲，全國成為火燒島，被徹底破壞，環境十分惡劣，物質更是極度匱乏。這種重大的世局變化，讓我產生了另一種很深的感慨，在此之前，我只著重自我與生死的思考，從不關心肉體與物質問題。 看到戰爭的巨變，我突然發現，在現實世界裡，人的心是存在於肉體的，如果沒有肉體，何來精神的存在？在那種社會百般蕭條的情況下，人要生存，糧食與環境的問題比靈魂更重要，因此，我脫離了唯心階段，開始有了唯物論的思考。 此後，將近有十年的時間，我轉而追求社會主義，認為必須爭取社會公平，這才是最迫切的‥但是當經濟逐漸復甦，建設有了進步後，我卻又回過頭感覺我的內心十分空虛，因為物質是物質，雖然物質環境已經改善，但並沒有辦法滿足其內心的需求。 怎樣才能求取更高的存在境界？我後來又花了五年的時間，來解決心中的迷惑，當時我每周五天，天天到台北市的各教會去尋找神是否存在。在過程中，常產生「因為看不到所以不相信，因為看得到所以相信」的感受，但這樣的感受，慢慢的讓我知道這不是信仰，真的信仰應該是「要相信看不到的」。 我坦承，作為一個凡事追根究柢的知識份子，要產生信仰實在是難上加難，必須先擺脫過去的框架，才能了解所謂的信仰就是實踐的問題。在繞了一大圈後，最後，我終於找到了「我是誰？」的答案，我就是「不是我的我」。 我必須說‥「我花了三十五年以上的時間，才找到這個答案。這個答案，幫助我了解正確的人生觀；同時，也幫助我在面對各種問題時，能夠徹底排除自我，站在超然的地位，思考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當一個領導者，我不斷在追求我是什麼？並由這個過程來獲得支撐的力量，換句話來說，就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如果能夠時時保有哲學的反省，我就能建構出一種人格、視野的高度，讓部屬與追隨者產生敬畏。 比較古今許多領導人，要成為一方之霸並不難，所謂時勢造英雄，任何時代都會自然產生人物；但是要在歷史上留下令人懷念的事蹟，則不是俯首可拾、輕易可得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除了政治成就、經濟績效之外，個人的品質絕對是後世評價的要項。 領導人就是平衡者我當總統時期，同時間國際間出了不少的領袖人物，例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達賴喇嘛等等，我有機會都與他們交往接觸過，有些則是在他們卸任後，專程請他們到台灣來訪問。 我和這些知名領導人談話時，總是仔細觀察這些世界頂尖人物的一言一行，最後發覺到這些人物的背後，普遍有個共通點，我把他們歸納為三點： 首先，這些人物都有描繪夢想的習慣，他們對於現狀不會、也不能滿足，不斷的刺激自己思考。 其次，這些人物都擁有說服別人與他共同編織夢想的感染力，而不是停留在獨善其身。 第三，即使有一群人的價值觀差異很大，包括政治立場不同的派系，或是文化不同的人士，這些領袖人物都有辦法讓他們服膺在自己夢想和領導哲學之下。 我在體會這些人物的理念與想法後，也發現這些領袖對事物的感覺方式、對情報的價值判斷，以及自己接納判斷的方式，對組織成員如何傳達等等，基本上也非常相似。我把它總結成一個結論，那就是一個領導人在帶領團隊時，他應該扮演「平衡者」的角色。 我特別舉花蓮秀姑巒溪泛舟的例子來說明。在那彎彎曲曲的湍急溪水中泛舟，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持船身的平衡，只要能夠化解各方激流的衝擊力道，並與成員大小不一的操槳力量，就能平安順利的由上游漂到下游。我想‥「小至一個團體，大到一個國家，身為一個領導人，就像在急流中掌舵操舟，要通過重重的考驗。」必須不時順應變化與自我調適。 做好了平衡工作之後，一個領導人也會擬定短期與長期的策略，在長短期的目標之間求取平衡。什麼是長期？我曾講過魯賓遜漂流記的故事，很淺顯的說明了內涵。 魯賓遜飄到荒島上時，只有幾件簡單的工具，必須靠捉魚才能維生。如果他一天捉十條魚，早餐吃兩條，午餐和晚餐各吃四條，每天如此，維持生活應無問題。但是有一天，天氣變壞了，或是魯賓遜生病了，抑或是海邊的魚量減少了，沒有辦法一天捉到十條魚，這時生存豈不發生了問題？ 我想，為了長遠著想，魯賓遜必須想辦法製作漁網，可是漁網完成需要時間，假如以前每天要花十小時才能捉到十條魚，現在可能只能花七小時來捉七條魚，剩下三小時必須用來編漁網。以前可以吃十條魚，為了將來有好日子過，魯賓遜只好勒緊褲帶，一天只吃七條，但也不會餓著肚子把時間全部用來編織魚網，這就是他的長短期目標平衡。 假設，製造漁網要一年的時間，魯賓遜這一年等於少吃了一千多條魚，但是一年後漁網做好了，他每天卻可補到三百條魚，比起之前，生產效率提高了二十倍，同時，最早他一天吃十條魚，現在一天則可吃十二條魚，省下來不必每天捕魚的時間，魯賓遜還可以拿來做其他更有建設性的事，不會只停留在填飽肚子而已。 這個魯賓遜結網捕魚的例子，很簡單的說明，用工具捉十條魚的做法是短期的，當漁網做好，生產量大幅增加時，就是長期；同樣的，當一個領導人，在遇到問題時，必須動腦筋，想辦法，有些短期的工作要做，另外，一定要同時進行長期的規劃，用新的方法、新的觀念來解決問題，更重要的事可以促進更大的發展。 權力必須捨得放一個領導人在追求歷史定位時，最大的誘惑就是權力的滋味。「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這句話絕對是真理。權力的滋味，就如「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般，讓人陶陶然，很少有人可以自拔，包括我在內，也一樣受到試煉。 我當時在選擇李元簇當副總統時，曾經公開表示，讓我與李元簇當完六年的總統、副總統後，我們就會一起退休。由於講過這句話，一九九四年日本的文學家司馬遼太郎到台灣與我對談時，就曾經好意的勸告我‥「為了您著想，最好不要出馬參選下一任總統。」 我了解，司馬遼太郎是基於友誼，才會對我說出這樣的建言，可能司馬遼太郎認為，像我這樣的學者，留在政界已經很不可思議了，如果再出馬競選，肯定要再陷入政治的對立之中。 當時，司馬遼太郎告訴我的一段話，讓我記憶非常深刻，那就是‥「權力不是每個人被賦予的力量，而是從制度所衍生的客觀力量，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能從中取出來運用，因為要做事就必須要有權力。但是在用權力的同時，一定要有覺悟，也要能隨時可以放棄才行。」 司馬遼太郎的話雖然對我造成不小衝擊，但是我並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依舊在一九九六年參加了台灣首次的總統直接民選。我違背自己的諾言決定繼續競逐總統大位，事後我的解釋是，守節雖然很重要，但是我對人民有使命，只要能完成這個使命，以後就可以卸下不管了。我在二０００年卸任後想到當時的抉擇，我必須坦承，我之所以沒有參加二０００年的大選，與司馬遼太郎對話的往事是沒有關係的，我主要是考慮到，身為政治家要有隨時放棄權力的覺悟，再捨不得也必須讓民主趕緊在台灣紮根，因為制度永遠比個人更重要。 勿用魅力塑造權力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一書中說過，「以民眾為基礎的人，好像把政治的基礎立在泥沙上面一樣」，是非常危險的。唐太宗的諫臣魏徵也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不論是西方的帝國，或是東方的王朝，似乎都有著共同的認識。那就是，民意如流水，並沒有恆常不變的道理，過度重視所謂的支持度，熱衷媒體曝光率，若因此失去了腳踏實地的耕耘，那麼只是個繡花枕頭，很快就會被大家看破手腳。 我同樣有此同感。我認為，一個領導者即使得到人民壓倒性的支持而掌權，他也必須想到有一天可能會被人民放棄的最壞情況發生，所以領導者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必須始終保有謙卑誠實的態度，要觀察民意，而不是以為自己可以引領民意。 我之所以有感而發，是因為當過十多年主宰國家大權的領袖之後，發現領導魅力這個特質的詭異之處。 我想，具有群眾魅力的領導者，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可以吸引大眾、博得狂熱的支持，這種人在動員群眾時，並不需要什麼流程，或是理性的思辨，就能夠迅速對付危機，這類的領導者，不用很多的智慧，因為他有創造秩序的感性。 歷史上很多的英雄，都具備有這種煽動性的行動和能力，但是我卻認為，美中不足的是，具有群眾魅力的領導者，通常並無法維持長期的政治生命，因為，魅力的背後，是出於人民的感情，這是一種幻覺，當人民的現實希望無法獲得時，幻覺很快會散去。 除了大眾的幻覺之外，我想，所謂的魅力很多來自於媒體的創造，一旦當偶像倒了的時候，領導者非常容易會被大眾棄之如敝屣。 領導不是一言堂「領導」的終極目標，是在促成團體內部人員的凝聚力，達成組織所設定的目標。因此，領導者本身的領導方式，以及是不是具有完善的組織，作為有效的工具，格外重要。 我主政時期，面對的最大困難，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對於總統權力削弱與割裂，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因為一九四六年制憲會議在中國南京召開時，國民黨人士當選總統已成定局，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為了減少總統的權力，於是採取聯合抵制，所謂的「雙首長制」因此誕生。 依照現行憲法，在某些行政措施方面，總統並不能直接指揮行政院長，但是在一九九六年總統直接由人民直選後，總統必須對全民負責的形勢非常明確，總統為了向全民兌現競選諾言，必須透過行政體系推動政見主張，但又不能違憲直接命令行政院長，總統的手腳確實受到了憲法極大的捆綁。 這該怎麼辦？我思前想後，找到了一個補救辦法，由於國家安全會議的召集人是總統，行政院長是國家安全會議的委員，我於是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召開，來責成行政院，執行國家安全會議的決議案，透過這樣的機制運作，化解了部份困境。 另外，在現行體制上，總統並沒有可資運用的幕僚機制，但是身為民選總統，要做的事情實在很多，這又要怎麼解決？因此，又特別在體制之外邀請了一群專家學者，成立內政、經濟、外交、大陸四各小組，來研擬政策，對總統提出建言。 我認為，我在任時的一些改革措施，都是經由這個小組研訂出來的，這是在憲法修改不易的情況下，想出的權宜方法，其效率與成績，直到卸任後我個人仍十分滿意，不過，在充實幕僚的部份，我延攬的是政策幕僚，與選舉幕僚無關。 用遠景來領導充實了組織之後，在領導風格上，我認為，領導人要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自我要求與自我期許，要設定更高的理想與目標，也就是說，要為組織勾畫未來發展的目標和藍圖。 我要強調：「這幅藍圖不是全由領導者獨自描繪的，必須擴大組織成員一起參與。藍圖打造出來後，更要與全體組織成員共同分享，如此才能引起同仁共鳴，激發大家的熱情，共同追求這個理想目標」。這就是現代領導理論中，所謂的「願景領導」。 願景，是組織的發展方向，組織的未來理想，更重要的是，當領導者提出的願景，一旦形成共識，成為大家的共同願景，就會轉化成鞭策的力量，促使每個人向目標努力邁進。所以我認為，遠景是組織動力的源頭，能提昇組織成員的心理素質。 「願景」二字也許有些抽象，說的更明白些，就是描繪夢想。描繪夢想本來就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每個人小時候都曾經有過夢想，小男生希望當醫生、當警察，甚至當總統，小女生希望長大了當公主、將來找到白馬王子，多麼愉快。 當一個好的領導人，要能讓大家都有夢想，千萬不可以因為組織分工或其他因素，讓大家的夢想還沒完成前就受到傷害，或被斥為「作夢」，這會扼殺了最寶貴的進步動力。 就國家領導而言，擘劃國家發展藍圖，宣示國家發展遠景，是領導人和他的執政團隊的職責。但是，國家願景要形成共識，並不像一般的組織那麼容易。因此，在民主國家，總統競選時都會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揭示國家發展願景，並且打出簡潔有力的響亮口號，以爭取選民的支持。同時，在這個口號底下，領導者會不斷用實際作為來落實階段性目標，讓追隨者有信心。 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經濟大恐慌時代，打出「推行新政」的口號競選；當選後，又藉著「爐邊談話」推銷他的治國理念與施政計畫，以引導民眾，凝聚共識，我認為這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 我在執政期間，一直不斷思考的問題，就是應該把國家帶到什麼方向？許多人認為經濟問題，是台灣未來發展最大的挑戰，但是我認為不是。因為，台灣人有腦筋，肯打拼，教育水準又高，人才豐沛，雖然一時受到國際經濟景氣與中國磁吸效應的影響，但是很快就會找到生存發展之道。 我最擔心的是，民粹化的台灣能不能提昇民主素養、法治精神，具備現代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素養？因為這是建構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礎工程。我認為，台灣當前的政治、社會亂象，就是執政者欠缺願景，人民看不到階段性目標和實際作為，因此，一切顯然茫然而短視，距離一個真正理想的民主社會，台灣還有一段相當長的發展歷程。